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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中那位教师矫正学生插嘴行为的实验为例（见图4-19），教师继续对那位学生实行为期3周、每周两次的咨询，就形成了A—B—A—B设计。
图4-19A－B－A－B设计图表
A－B－A－B设计模式是较典型、最常用的一种单一被试实验设计法，可充分证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经过第二次行为处理措施后，又能恢复到B1阶段水平，则可进一步证明自变量可直接影响因变量（问题行为）。
如果在基线状态A1后，引入实验处理B1，行为发生率出现变化，不同于基线阶段，则可认为B1的处理条件有可能影响到被试行为的改变，但不能确保两者的因果关系。
因为B1曲线的改变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介入，很可能是其他因素与实验处理的同时介入共同影响了行为。
例如，一个人没戴眼镜时测得的标准视力为4.5。
如果戴上眼镜后，视力增加到5.0，摘下眼镜，视力又回到4.5，则可以推测此人的视力增加是戴眼镜的缘故。
如果摘下眼镜后其视力还保持5.0，那么其视力的增加可能不是戴眼镜造成的，必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有可能是被试已背下了视力表上的各缺口方向所致。
由此可见，仅有A—B的实验设计是不够完善的，必须撤除实验处理，恢复到基线A状态，也就是再引入A2，成为A1—B1—A2设计。
倘若经过这一步骤，被试的问题行为又确实返回到基线阶段（A1）的水平，则实验者有根据说：所介入的处理条件（或矫正方案）确实影响了问题行为的改变。
倘若再度引入处理条件B之后［（A—B—A—B）设计］，被试行为再度发生变化，即可证明处理条件对问题行为的改变确有绝对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A—B—A—B设计成为典型的倒返实验模式，能有效地证明自变量（外来条件）与因变量（问题行为）的因果关系。
（四）多重处理设计
倒返实验设计很有弹性，可根据效果随时改进。
如果B阶段处理无效，可另行设计其他策略（C，D等），以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
现举例介绍一种A—B—C—D—A设计模式。
研究者想利用A—B—C—D—A设计模式探讨不同策略对小学生迟到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前后共改换了三种策略：B代表罚站，C代表奖赏冰棒，D代表委托保管教室钥匙。
由于方法不断改换，终于发现保管钥匙的策略可以改变被试的迟到行为。
在这里，迟到的儿童为了完成教师及全班同学所托付的重任（早上打开教室的门），必须比其他同学早到校。
这样，往常的迟到行为自然而然就不再发生了。
实验结果见图4-20。
图4-20不同处理策略对学生迟到行为的影响
有些行为依靠单独的策略不一定就能改变，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教师或行为改变者必须兼用两种以上的策略。
例如，要研究哪种因素能影响儿童在家中看书的时间长短，先采用社会赞扬（B），效果不显著，改用赞扬（B）和代币制强化（C）相结合（BC）的方式，则其实验顺序为A—B—BC—B设计，这样可比较B和BC的效果。
当然也可改用其他方式，按照实验目的及试验效果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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