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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哲学的中断（1949—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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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育哲学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而是从1919年开始的。
191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年是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教育哲学的第一个高峰，完成了教育哲学学科初建的使命，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一，完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初建的使命。
我国虽然有悠长的教育思想史，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源于1919年杜威的来华演讲。
1919—1949年，30年的教育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引进、初创、繁荣、低迷四个阶段。
第一，1919—1922年为引进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伴随着杜威在华的讲学。
根据杜威的演讲，金海观等整理了《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1）、常道直编译了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
这一阶段所引进和研究的多是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
第二，1923—1926年为教育哲学的初创阶段。
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初创，其标志是1923年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出版。
尽管这本教育哲学著作还带有纳托普《哲学与教育学》的痕迹，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
第三，1927—1937年为教育哲学的繁荣阶段。
这一时期，学术环境宽松，教育哲学处在发展之中，出现了教育哲学难得的“黄金十年”
①。
这一时期出版的译作不仅包括杜威的著作，还有鲁斯克的《哲学与教育》（华严书局，1929），芬赖的《教育社会哲学》（中华书局，1933），亚丹士的《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
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一些力作。
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5），先将哲学问题加以讨论，然后讨论教育哲学。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序中称赞该书“思想的清晰，文字的畅达，传述的忠实，实为近年来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书”
。
新中国教育哲学奠基人黄济评价该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居所有“教育哲学”
专著之冠。
②第四，1937—1949年为教育哲学的低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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