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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自1931年开始，到1937年升级，抗日救亡压倒一切。
这一阶段的几本教育哲学多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版的，内容偏向于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
1919—1949年，我国教育哲学从引进、初建到繁荣，而且涌现出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这样的扛鼎之作，还出现了教育哲学的“黄金十年”
，形成了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为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开了好头，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与西方教育哲学几乎同步发展与接轨。
1894年，美国学者布莱克特把德国人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体系》译为《教育哲学》。
1904年，霍恩的《教育哲学》出版。
这本教育哲学只有一章论述教育的哲学基础，且重点不在哲学上。
这本书无论分量，还是性质，都倾向于科学，而不是哲学。
1912年出版麦克文纳尔的《教育哲学教程纲要》，其中一章是教育哲学。
这本书把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所处理的材料都视为教育事实，可见这本书的模糊程度。
1916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
，但这本书里的“教育哲学”
只有一章，范寿康因此评价说：“这册书的系统及内容都没有要求称为教育哲学的价值。”
①可见，“美国号称教育哲学之书多矣，而内容有名无实，类不足观”
②。
范寿康认识到：“在今日的世界，无论何处，还没有真正的教育哲学，这也不单限于美国。”
③这种认识，促成了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的诞生。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西方公认的教育哲学著作，于1916年出版。
随着杜威1919年来华演讲，其内容很快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学者所接受。
所以，在时间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同步。
同步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思想。
现代西方各派的教育哲学被介绍到中国，包括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文化教育学、现象学派教育学等。
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也出现了新康德主义（范寿康）、实用主义（吴俊升）、三民主义（姜琦）、马克思主义（杨贤江、张栗原、林砺儒）、天主教教育哲学（张怀）等不同思想倾向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哲学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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