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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批判，如同刘佛年回忆时所说，大约从1952年起，“我们全面学习当时苏联的教育学。
它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的社会本质，但对资本主义教育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
①，
四、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1956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
就国际而言，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
。
就国内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但1958年教育学建设上有两个重要事情：一是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二是提出教育学中国化，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
虽然1956年中苏友好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但还没有影响到人们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宣传。
1956年《人民教育》刊发《凯洛夫新编“教育学”
简介》，还对凯洛夫新编教育学（1956年版）进行宣传：“我国教育界殷切期待的苏联最新的教育学教科书第一本已于十月中旬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莫洛兹昂同志寄到北京了。
这本新的教育学教科书寄来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紧张地从事翻译，预计明年五、六月间可以同读者见面。”
①1956年12月，凯洛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任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主持茶会，欢迎凯洛夫的到访。
1957年，《人民教育》第3期登载了《凯洛夫院士谈新编“教育学”
的指导原则和全面发展问题》，介绍凯洛夫访问昆明师范学院时对该校教师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1956—1957年尽管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但对凯洛夫教育学尚没有开始批判。
这种情况在1958年开始改变。
1958年，《人民教育》第8期发表社论《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分析了教育领域的思想，包括为教育而教育，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拘泥于书本知识，不结合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
社论批评了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只局限于统一性，而缺少因材施教；只拘泥于正规化的学校，忽视学校的多样性；只拘泥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只强调中央统一规定，忽视各地因地制宜；只拘泥于国家办学，忽视群众办学；只拘泥于普通中学单轨制，忽视用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条腿走路。
②
从1958年确定的教育总路线看，凯洛夫《教育学》不仅不能为贯彻教育总路线提供支持，反而是一个障碍。
因为凯洛夫《教育学》强调学校的正规化、课堂中心、教材统一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与教育总路线的要求不相符。
当然，从政治上来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对象。
《人民教育》1964年6月号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写道：“解放以后有一本翻译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已经先后印刷了多次，在我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篇文章开始了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不点名的批评。
同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汇编》明确指出，以前“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的”
①。
自此，凯洛夫成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的典型受到批判。
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期间达到了顶峰。
五、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出现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
中国教育界一方面开始批判苏联的教育学，另一方面开始探索新教育学。
有学者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教育学中的问题：“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忽视了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前教育的实际相桔合的原则，我们往往喜欢生硬地搬运苏联教育学上的理论和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教育改革的实际及学生思想和知识水平的实际，硬要迎头赶上。”
②1957年第7期《人民教育》发表的《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表达了上海、南京高等师范院校部分教授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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