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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哲学研究以概论式著作为主，分支领域式研究渐露苗头
教育哲学著作分为概论式、分支领域式和问题研究式三种类型。
教育哲学学科概论式著作以介绍教育哲学为主，全面介绍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内容。
分支领域式著作是教育哲学在各个分支领域中的运用和体现，以建立教育哲学的分支学科。
问题研究式著作是将教育哲学原理运用到教育问题的分析中，以探讨解决教育问题的哲学之道。
据此，对1979—1999年国内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进行统计分类，发现33本教育哲学著作中，概论式的著作有26本，分支领域式的著作有4本，问题研究式的著作有3本。
这说明1979—1999年，教育哲学研究以学科概论式的研究为主，以分支领域式的研究为辅。
1988年，黄济主持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研究项目“教育哲学系列研究”
。
黄济认为，要先对中国和西方的教育哲学分别进行整理、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教育哲学通论。
这就是陆有铨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和黄济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
在此基础上，黄济完成了《教育哲学通论》，代表恢复重建时期教育哲学的最高水平。
《教育哲学通论》摆脱了完全以研究国外哲学流派和教育流派为中心的教育哲学体系，试图融古今中外教育思想为一体，吸收我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精华，借鉴国外教育哲学流派的学说，结合我国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哲学体系。
在西方教育哲学的研究上，这个阶段出版了崔相录的《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早期还发表了R.D.范斯科特、R.J.克拉夫特、J.D.哈斯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王佩雄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发展情况简介》（《外国教育研究》，1984年第1期），王佩雄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教育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等。
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上，于述胜、于建福出版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何光荣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毛礼锐发表了《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黄济发表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等。
经过了近10年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哲学开始分化，分支领域的教育哲学著作出现，主要有郑毓信的《数学教育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钟祖荣的《基础教育哲学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刘晓东的《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孙绵涛等的《教育管理哲学——现代教育管理观引论》（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专题研究式的教育哲学出现了刘楚明的《教育辩证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金生铉的《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五）恢复重建时期教育哲学发展的特点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恢复重建时期的教育哲学起点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确立了教育哲学在大学教育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且其地位逐步提高，从最初的选修课发展到专业主干课，从大学教育系的课程扩展为教师教育的课程；第二，成立了全国教育哲学学术团队，打造一支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队伍不断壮大；第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多种取向的教育哲学并存的局面不再存在，也纠正了“**”
时期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批判，“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
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服务；第四，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成就，有助于建设本土的教育哲学，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是少有的；第五，教育哲学的重建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化倾向，“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比1949年前的要强，有作者的独到见解，那种大量参考和直接引用国外教育哲学著作的做法很少了”
②;第六，这一阶段教育哲学以概论式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分支领域和专题研究的著作开始出现，教育哲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专业化水平较低。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团队，大多留学海外，精通哲学，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哲学家。
但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使教育哲学在恢复重建时，只能临时从教育学其他学科“转嫁”
学者，其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都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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