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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教育哲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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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哲学从1919年算起，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百年的中国教育哲学从无到有，从中国化到主体建构，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分析发展中的问题，是为了寻求突破，从而实现更好地发展。
教育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双重问题。
就外部而言，要解决教育哲学“为谁服务”
的问题，确立教育哲学的外立场；就内部而言，要解决教育哲学的独特性问题，确立教育哲学的内立场。
内外结合，才能够建立立体的、完整的教育哲学。
一、教育哲学发展的外部问题
回顾中国教育哲学的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初建期，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断期，三是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前的重建期，四是2000年至今的发展期。
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并非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而是政治要求的结果。
叶澜在回顾20世纪教育学发展历史时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教育
学发展所遇到的第一大问题。”
①这一结论同样适合教育哲学的发展。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教育哲学发展中最根本的外部问题。
（一）教育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
在中国，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随杜威来华讲学而产生发展的。
1919年2月，杜威携家人在日本游历讲学，其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得知后邀请老师来中国。
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很快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主流。
其原因在于其思想契合知识界渴望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的精神，适合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
这一阶段，教育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相对淡薄，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新康德主义教育哲学、天主教（公教）教育哲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等。
但这一阶段后期，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主导地位逐渐为三民主义教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所替代。
1949年后，因为学习苏联模式而取消了教育哲学。
但大教育学中蕴含的教育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教育界先是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58年后，又开始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倡导教育学中国化。
但1966—1976年，受“**”
影响，教育学中国化蜕变为政策汇编，教育学中国化陷入误区。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哲学得以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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