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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现状，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
。
它开启了包括教育哲学在内的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
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著作，都受到了西方相应教育哲学流派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深远。
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它们都是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1934年11月5日，吴俊升在《大公报》撰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
姜琦在《教育杂志》1935年第1期撰文进一步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
。
针对教育哲学学派纷呈的状况，张君劢在《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撰写《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对各派哲学进行综合，对各时代文化进行综合。
姜琦指出，综合的标准是三民主义。
这场讨论使教育哲学开始从“中国化”
转向中国的教育哲学。
遗憾的是，伴随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教育哲学也从**进入低迷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取消。
恢复重建的中国教育哲学，离不开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使我们了解20世纪西方教育哲学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以及当代解释学教育哲学、批判教育理论、后现代教育哲学、女性主义教育哲学等新的教育哲学，拓展了我们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我们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建设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①
中国教育哲学在初建时期，走西方教育哲学引进之路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建构自身的教育哲学才是正途。
正如著名教育家胡森所说：“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
教育毕竟是由它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②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建设中国的教育哲学。
这要求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扎根中国大地，放眼世界和未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从而为人类教育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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