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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育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中断研究，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传播也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西文化的激**和互动，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西方教育哲学思潮从不同的传统和理论为教育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众多新思路，值得我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未来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其新动态。
但同时，我国教育哲学体系在哲学思潮建构方面做得还不够。
大多数教育哲学，只是处在知识层面，缺少一以贯之的思想魂灵，更谈不上思想流派的建构。
①未来的西学研究，需要以强烈的中国教育问题意识，在中国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对话中，来认识和诠释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也就是说，要融合国内外的理论精髓，建构基于中国文化的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论，解决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从比较中发展中国教育哲学学说。
中国教育哲学应当不断在会通中西、吸收创新中，在中西马教育哲学思想的互动互补中发展，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哲学体系，既保留中国教育思想的特色和传统，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又吸收西方学说中的精华。
二是加强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养。
经过几十年的引介、传播和研究，我国对从古典到现代的诸多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极大提升，学者群体也日益壮大。
但教育哲学在我国是教育学原理专业的一个方向，“这使教育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难以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种学科未分化的存在状态，也即未成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状态”
①。
这一方面造成了学科知识体系的繁杂，另一方面影响学者的学科归属感，限制了教育哲学研究群体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沟通，以及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系统化研究的筹划。
同时，当前我国教育哲学并未有专门的西方教育哲学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并未体现。
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潮和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研读不够，缺乏系统性的西方教育哲学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研究的专业化和研究的视野。
张斌贤在《呼唤专业化的杜威教育思想学者》中对杜威研究的论述可以折射出我国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大多数曾发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将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作为临时甚至业余的兴趣，前期既缺乏系统积累，后期又无完整计划”
②。
因此，我国教育界仍需基于教育哲学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建立稳定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通过对西方教育和哲学经典的研习筑牢学科知识体系。
这既能传承学术传统，使有关研究走向纵深发展的需要，也能避免教育研究走向西方的某种“主义”
，从而提升教育哲学的学术品位。
三是走进世界，言说中国教育哲学思想。
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逻辑和教育哲学思想的成果，但目前“中国教育学者在世界教育学术界所发出的声音依旧显得有些微弱”
③。
因此，有学者呼吁要“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拓展教育哲学研究视野，提高中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因为“大国理应是一个教育思想丰富和深刻并对世界具有思想贡献的国家”
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这些成就也提醒我们，在吸收西方教育哲学思潮来发展中国学说的同时，也可以对西方教育哲学发展做出贡献。
为此，我们要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和教育改革中形成的理路，这种理路既与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相关联，又延续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也是中西教育哲学思想互动融合而成的。
“只有基于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论创新研究，才能使中国教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可。”
②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自我”
的民族文化特质，树立研究自信，把中国教育的成就和经验向世界展示，为世界教育哲学学说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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