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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区分。
一类多用“赋”
命名，其特点是抒情性降低，多用华丽的文辞铺排描写各种景观，逐渐向散文方向演变，其典型作品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
另一类仍然沿袭“骚体”
的风格，文辞华丽而注重抒情。
西汉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战国作家之外，收入一部分汉代作家的作品，都属于骚体传统，凡以“赋”
命名的都不收。
像贾谊，收了他的《惜誓》，却没有收他的《吊屈原赋》。
这表明，刘向在编《楚辞》时，有意识地把“辞”
和“赋”
区分开来了。
当然，由于“辞”
和“赋”
出自同一源头，而且本来是不分的，有些赋也可以很接近骚体风格。
刘向《楚辞》所收汉代作品，包括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以及刘向本人的《九叹》；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又收入了自己的《九思》。
以上汉代楚辞，除《招隐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代屈原立言的方式来展开。
虽然具体说来各有差异，但大多包含以下的内容：抒写忠直之士不能受到君主的信赖与器重，内心的失望、愁苦与悲愤；指斥政治昏暗、黑白颠倒；希望弃脱污秽的尘世，遨游于仙境。
这看起来像是模仿屈原，其实也不尽然。
汉代是专制政治逐渐强化的时代，所谓“士不遇”
，即文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理想和现实不相容，成为尖锐的感受。
因此，屈原的心声在汉代激起文士强烈的共鸣，而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其实就是这种共鸣的声音。
所以上述作品中，又包含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在整体上用代言形式写成的诗篇中，又常夹杂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这甚至形成一种定式。
如从王褒的组诗《九叹》开始，到刘向的《九怀》、王逸的《九思》，都是在第五首改用第三人称，打破了全篇的代言模式。
这样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它把读者的思绪从历史拉回现实，暗示屈原的不平，也正是作者内心的不平。
过去文学史对汉代楚辞不太重视，这一特点几乎完全不被注意。
其实，这和屈原作品在汉代流行是密切相关的。
《楚辞》和《诗经》一样，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源头。
同时，两者又分别是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代表。
和《诗经》的温雅、平和、朴素不同，楚辞是华丽、奇幻而富于**的。
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重辞藻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楚辞》。
它值得我们珍爱。
骆玉明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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