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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
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娄奥帕特拉这个名字。
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国王的名字，那么，在此以前的埃及人的国王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年9月14日，商博良得到了一份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并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早了1000年。
这说明，古代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来写他们的名字的。
这样，商博良就成为现今已知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代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年9月24日，他宣布了他成功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报告，该报告以致达西尔（Dacer）先生的信的形式发表，从而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的诞生。
但是在当时，商博良还只是读懂了个别的词和个别的句子，大量的象形文字尚未被释读；而且，当时他的成就还未为人们所承认。
1832年3月4日，年仅42岁的商博良就因过度辛劳而辞世。
直到1866年，一份新的双语言铭文被发现并被释读，这就是坎诺普（opus）敕令，商博良的成就才被世界所公认。
此后，在19世纪，从事埃及学研究的学者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释读象形文字，编写象形文字字典和文法；另一方面是搜寻更多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
于是，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大肆搜罗古代埃及的文物。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还谈不上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和搜集文物。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科学的考古学尚未确立，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发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文物。
例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亨利·沙特的使命之一就是披着外交官的外衣在埃及搜寻文物，法国驻埃及领事特洛维梯也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文物搜集者，意大利人吉奥凡尼·贝尔佐尼则为亨利·沙特收集、发掘文物。
他们获得了很多文物，后来这些文物大多在欧洲出卖或捐赠给了博物馆，成为伦敦、巴黎、华盛顿和都灵等地国立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品，也有一些成为私人收藏。
他们的活动对埃及文物的破坏性极大。
当然，在18、19世纪，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也为埃及的考古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例如，以列普休斯为首的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尽可能地记录了埃及地面上的文物，这是很有意义的；以马里埃特为首的一批法国考古学家进行了30年的考古发掘，并建立了开罗埃及博物馆，为埃及考古学做出了贡献，也得到了埃及人的认可，埃及人在今天的开罗埃及博物馆外为他竖立了一座雕像。
人们对埃及考古遗址进行细致而有系统的清理、发掘，始于19世纪80年代。
例如，彼特里对阿卑多斯、涅伽达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发掘活动，不仅获得大批可靠的文物、文献资料，而且为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树立了榜样。
其他许多考古学家对希拉康波里的发掘，对金字塔地区的发掘，对行省贵族墓地的发掘，对阿马尔那的发掘，对图坦卡蒙墓的发掘等，为埃及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
古代埃及史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古代埃及本身的文献资料即象形文字的资料来书写埃及史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方面，法国的马斯伯乐和美国的布利斯特德开了先河。
马斯伯乐利用了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详细地研究了古代埃及的文化，包括艺术、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确定了埃及宗教和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
美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布利斯特德，在将古代埃及文字资料译成现代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编辑了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为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
他还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通史性的《埃及史》（古代部分），叙述了从前王朝至波斯人统治时为止的古代埃及历史，将象形文字资料纳入通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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