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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罗马人、希腊-马其顿人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被免除各种税收，与他们对立的是非特权的埃及人[49]，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
按罗马政府规定，每14年进行一次户籍调查（包括身份和财产），年满14岁的人，都必须由父母申报登记，开始缴纳人头税。
因此，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不仅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而且有非特权的埃及人同享有特权的罗马、希腊-马其顿人的对立。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由于托勒密王朝末期的混乱状态有所扭转，埃及的生产活动曾一度有所发展。
不过这种情况为时不长。
因为罗马政府的剥削甚至比托勒密时期还重。
据统计，罗马人加于埃及人民身上的实物税达50种，货币税竟达450种以上。
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粮食供应基地之一。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仍然存在奴隶制，不过已处在衰落的过程中。
农村中仍有奴隶，但大概为数不多，据估计，奴隶少的地方只占人口1%～2%，稍多的地方占7%。
手工业中奴隶较多，尤其是纺织业中有较多的奴隶劳动。
奴隶或在主人家劳动，或被主人出租到其他作坊中去劳动，或独自经营而将收入一部分上缴主人。
据估计，奴隶人口不超过自由民人口的10%。
[50]如同在罗马帝国其他地区一样，释放奴隶的情况在埃及也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罗马帝国的政权起着维护奴隶制的作用。
在埃及，要奴隶出席法庭作证，照例仍然要把奴隶鞭打一遍，国家仍然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实行体罚之权。
[51]罗马的法律还限制释放奴隶，公元2世纪的一份法律纸草文书中规定：“被释放者年逾30，则为合法之释放”
，“年不及30、得长官之释放令而获释者，视同年逾30而获释者”
[52]。
当然，这种限制看来不可能长远有效。
例如，公元3世纪的一份纸草文书中说到，一个名叫奥里略·息奥多尔的人遗嘱规定，在他死后，他所买的13岁的女奴达梅德连同她的全部“比库里”
（奴隶所占有的财富），即获释放。
[53]释放的奴隶增多，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过时；限制释放奴隶，说明旧的上层建筑在起着拖延旧生产关系没落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统治埃及的初期，屋大维及其继承者，将托勒密王室的土地继承了下来，使之成了元首的财产。
整个埃及的土地，在名义上也归元首所有。
但是，埃及的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私有土地的来源如下：第一，原来军事移民的份地变成了世袭的地产，这在托勒密统治末期就已开始，到罗马时期持有这种土地的人连服兵役的义务都没有了；第二，罗马政府将没收的土地加以拍卖，从而使之变成私有的土地；第三，有的荒地被出价招募人来开垦，这也逐渐变成私有土地；第四，强制代耕或派耕土地，也逐渐变成私有土地。
公元1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罗马剥削的沉重，埃及农民（劳伊）又开始大批逃亡，使得土地荒芜，国库收入锐减。
例如，据帝国时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中记载：有一个村的“大部分人都不见了，因为从前村里有85人，而现在他们的数量减少到只剩10人，他们（10人）中有8人也离开了，并且，他们应付出9年的金额……”
[54]
为了保证国库收入，罗马政府一方面采用逮捕逃亡者家属的办法，胁迫逃亡者返回自己的居住地，让其耕种土地；另一方面还采取了强制代耕，甚至派耕的方法，使尽可能多的土地得到耕种。
这样，虽然土地暂时有人耕种了，从而也暂时地保证了国库的收入，但官吏趁机滥用权力，为非作歹，坑害人民，敲诈勒索，给未逃亡的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这种代耕或派耕的王田，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私田，并为大土地所有者所兼并。
无力承担代耕或派耕义务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和劳役义务的农民，往往寻求大土地所有者的“庇护”
，于是像在罗马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庇护制在公元3世纪以后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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