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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6年，虽然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其基本原理仍有待发现。
从一开始，癔症的致病原因应追溯到童年期就值得怀疑，这可以在1893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绪言》开篇一节中看到。
到了1895年（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
它以给弗利斯的信的附录形式印行），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充分解释便以童年期性**的精神创伤为基础。
但在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动不过被视为一种主导因素，仅仅在成人的进犯之下才会导致毁坏性结果，明显的例子可从弗洛伊德关于癔病及强迫神经症病因的比较中找到：前者的病因源于童年期被动（passive）的性经验，而后者则与主动（active）的性经验有关。
弗洛伊德在其《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明确区分：对强迫神经症而言，主动性经验必以被动性经验为先导，于是童年期性活动的煽起终究还是外部干扰的结果。
直到1897年夏季，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弃这种**（sedu）理论，在9月2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信69），他提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他通过自我分析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plex）（见10月3日、15日的信70和71），这使他意识到，儿童早期正常的性冲动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
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才告形成。
然而，经过许多年之后，弗洛伊德才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发现。
比如，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一文中，他就举棋不定。
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具有各种心理性功能及许多肉体性功能”
，因此，说他们的**开始于青春期显然是错误的。
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人类的器官组织及其进化会尽力避免童年期明显的性活动”
，因此，人类的性动机能量应贮存起来，直到青春期才予以释放，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童年的性经验注定要致病。
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这期间肉体及心理性器官都获得了发展，故成熟过程中这种经验的“后效”
（after—effects）是重要的。
甚至在《释梦》（1900a）的第一版中，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也有令人好奇的一段（标准版，第4卷，第130页），“由于儿童对性欲望依然无知，故我们认为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在1911年的版本中，为这一段补充了一个更正性脚注）。
毫无疑问，在该书的原稿中及其他地方（如第五章中关于俄狄浦斯的讨论）仍有这样的残迹，即使在正常的儿童中，也清楚明了地存在着性欲望。
显然，到他对“杜拉”
（Dora）的病史进行分析之时（1901年初），他关于性理论的主要思路已经确定了。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急于发表这一结果。
在《释梦》即将问世之际，他于1899年10月11日（见信121），写信告诉弗利斯，“或许在《释梦》后不久就会写关于性理论的书”
。
3个月之后，即1900年1月26日（信128），他又写道：“我正为性理论聚集材料，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
然而“东风”
却姗姗来迟，除了1901年秋季之前发表了一篇《论梦》的短文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外，在5年之内他几乎未发表任何重要的作品。
然而，到了1905年，他忽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及关于《对“杜拉”
的分析》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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