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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是个整体，要追求有利的“生态位”
，就要提高整体估值才行，而整体估值的提高，却不能依赖少数高估值部分。
前沿产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自然会有高估值。
但国家的整体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要能够提高估值才行。
整体上有高估值的国家，例如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曾经的前沿或当今仍是前沿，但却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
而中国能够崛起，并仍有巨大潜力，根本原因在于低估值的部分很强大，能够在估值上起飞，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
不像世界上有的国家，高估值的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飞潜力，从而国家整体上在全球价值链上位于低端。
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悖论：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达成“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因素中，低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高，高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低”
。
后一个表达形式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
：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17]，可以概括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
[18]
三、植树型创新：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于“劳动的对象化”
的论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19]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劳动的对象化进一步推广到“对象化的规模与范围”
：工业化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通过标准化相组合的自在物，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劳动的对象化在规模与范围上超越个体劳动者的对象化能力，发展为全球化与超现实时空的自在体系，并迈向自为体系。
在此意义上，国家富强最终取决于能够在多么强的程度上把劳动的对象化联系为整体，以及在“整体大于个体之和”
的意义上使整体的价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钱与物”
之间的连接环节。
劳动的对象化天然具有价值，但并不天然具有高估值。
国家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态位提升，工业化水平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样重要。
估值是如何提升的？从根本上说，估值来自金融体系对评估对象的价值放大能力。
例如，当今世界有的人热衷于复原古代盔甲工艺，这种行为如果是自己闭门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在当代已失去意义，必然是低估值的。
但假如其行为纳入了文物修复价值链或电子游戏价值链，那就可以获得较高估值。
可见，高估值的基础是价值链，而价值链的基础则是网状系统工程。
金融从本质上说，是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割、重组、交换，这与工业化是对劳动的对象化的连接、放大、重组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含义是金融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价值，而非把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
当实体经济已经全球化并进入信息空间，金融也应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间重新分配价值的能力。
假如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金融业的能力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也就不能比较充分地放大实体经济的价值。
软件化是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转换。
软件工程是系统工程的近亲，它通常从需求出发，将对象编码，使之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作为子系统嵌入到更大的系统中。
[20]经过软件化，现实世界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中，经过分析、重组，能够大幅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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