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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被文化衰落所困扰的人。
但斯宾格勒的叙述逻辑强大之处在于他从人们所熟知的常识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特定国家的战争、死亡、灾难等，在基于大部分人易于理解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一种文化由兴到衰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
这种思维方式重塑了西方社会看待自身历史的角度。
斯宾格勒的观点最终唤起了西方社会对历史和政治的宿命论立场。
在他的著作中，他把西方文化的没落看作是历史的没落，是全世界人类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文明悲观论”
对后来的西方学者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
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提出百年后，2013年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出版了《西方的衰落》（TheGreatDegeion：HowInstitutionsDedEiesDie）。
弗格森没有采用斯宾格勒的宏大叙事视角，而是对西方制度与经济的衰退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弗格森在开篇的序言中指出，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
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这其中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政治制度、市场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和文化制度。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美国和西欧为主体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的不足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阻力。
弗格森认为，因为民众更关注短期、眼前的问题，而政客为了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就需要去迎合民众的情绪。
因此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代议制的民主体系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越是在需要长期规划战略的领域，越会表现出掣肘。
另外，政客们为了迎合民众、赢取选票而采取的高福利措施，是以高额的债务转嫁给后代为代价的。
在市场方面，对市场监管的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
特别是以“政治正确”
为导向的市场管制，扭曲了市场原有的传导机制。
例如金融机构就面临这种情况。
以2010年7月15日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为例，该法案本意是保护消费者，篇幅长达2300页，囊括了金融业的各个方面。
并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将政府对华尔街的干预写进了法律。
[1]《多德》法案还包含了种族和性别歧视、气候变化与战争等广泛的内容。
但作为一部金融监管法案，承载了太多非相关的使命，而事与愿违。
而在法治问题上，西方社会的法治体系逐渐沦为了律师的生意，法律成本陡增，事与愿违。
弗格森还痛惜道，与政治、法律制度衰落相对应的是西方公民社会的衰落。
原有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极端化，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和分裂，进而导致恶性循环。
弗格森在书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福山，并指出：“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现存民主制度公开表述不屑。
西方社会发展停滞、举步不前，这种停滞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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