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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单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展开工作这一点,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意识形态性质的角色。
不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
运用出于科层目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而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
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发现,也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
今天人们诸般尝试,将权力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人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事管理”
和“公共关系”
。
回观历史,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式多过科层管理方式。
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方均势似乎经常发生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用乃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古典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
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
,甚至像今天苏联政论作者使用马克思的作品一样。
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
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身,只能诉诸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
。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言,并确立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
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用途和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并不始终直白表露,却是非常积极主动。
经济学目前这种混淆一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
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比如,加迪纳·C.米恩斯(Gardiners)就抨击他的同行们抱守原子化企业这种“18世纪”
的意象,并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
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则批评同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人,呼吁探索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
但科林·克拉克(Clark)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无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
,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人类的物质福祉”
,并要求减税。
而约翰·K.加尔布雷思(JohnK.Galbraith)则断言,经济学家应当停止一味关注增加物质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一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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