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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谈论“预测与控制”
,却不直面这类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
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控制”
?是的,当然有可能。
人们已经构想出各式各样的“集体性自我控制”
。
要想充分阐述任何这类观念,就得全面讨论有关自由和理性的话题,既把它们看成观念,也将它们视为价值。
它还包括“民主”
的观念,既是作为一类社会结构的民主,也是作为一套政治期待的民主。
民主意味着那些受法律控制的人拥有权力和自由,可以遵照协商同意的规则,改变法律,甚或改变这些规则。
但还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于历史本身的结构性机制具备某种集体性自我控制。
这个观念比较复杂棘手,我稍后再来详细讨论。
这里只想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置身一个蕴含民主渴求的社会,希望严肃地讨论有关“预测与控制”
的话题,就必须仔细考察这类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预测”
呢?是的,当然也有可能。
预测可能有赖于“非意图的规律性”
,而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
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非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多少控制,而“自愿的”
、非例行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比如,语言用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人”
发生的。
或许这类规律的产生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则”
(principiamedia),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了“预测的根据”
。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
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首脑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人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
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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