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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就我们的政治角色而言，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集体事业究竟是什么性质。
一位社会科学家，呼吁其同行进行这样的重新审视，根本不是乌托邦。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就必须面对我在本章已经暗示过的那个重大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thedifferemeedinandwhatistome）。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民主观点，认为人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所需关注的全部，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来有意无意灌输的那些价值。
这些价值常常是人们唯一有机会发展的事物。
它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无意之间养成的习性。
如果我们采取教条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而无论这些是否其兴趣所在，那么我们就会冒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努力共同讲求理性，理性的价值赢得高度尊重，而我们可能没成为这样的社会里的说服者，倒可能变成操纵者或胁迫者。
我的建议是：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我们就占据了最佳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1]顺便说一下，我很乐意提醒读者，抽象经验主义的风格（以及它所维持的方法论上的约束）与我正描述的民主政治角色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这与它当下的科层背景和用途颇为不同。
那些将这种风格作为自己唯一的活动来践行的人，那些视这种风格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工作”
的人，那些秉持其精神气质生活的人，都没有能力履行解放性的教育角色。
这种角色要求个体和公众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理性，并能借助个人的批评、学习和实践，拓展理性的范围，增进理性的品质。
它要求鼓励个体和公众，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是“冲出鲸腹”
（getoutsidethewhale，典出奥威尔1940年的《鲸腹之家》，意思是反对精神寂静主义，不默然接受社会既存的压迫，而是奋起抗争——译注），或用美国人的妙语来说，是“成为自己的主人”
。
如果告诉他们，只有依赖一种必要的科层式研究，他们才能“真正”
了解社会现实，等于是打着“科学”
的旗号设下了禁忌，不让他们努力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成为货真价实的思想者。
这是在破坏个体巧匠对于自己了解现实的能力的自信。
实际上，这等于是怂恿人们诉诸某个异在的机器的权威，来限定自己的社会信念。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理性的全盘科层化的趋势，也得到了这种趋势的支撑。
学术生活的工业化、社会科学有关问题的碎片化，都不能为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解放性的教育角色。
这是因为，对于被这些思想流派撕裂的东西，他们还倾向于保持这种琐碎不堪的分开的局面，却宣称这才是确凿无疑的。
但如此一来，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确定了抽象化的碎片，而让人们有能力超越这种碎片化、抽象化的情境，意识到那些历史结构，也意识到自己在其间所处的位置，正是通识教育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还是它的思想承诺。
[2]如果认为在社会观念的领域里存在诸如此类的垄断，这样的观念就属于权威主义观念，掩饰在作为理性管理者的科学塑造者的“方法”
观下，也几乎不加掩饰地伪装在宏大理论家的“神圣价值”
下。
它还更明显地体现在我第五章分析过的那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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