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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葛达德、吉朋斯在合作评介前者的著作时，就特别指出：“明乎人类文化之途乃由多数个别之文化，而非由一文化之继续生长，明乎文化之定律及各文化肇始之年代，并其发展之分期，则本书之内容思过半矣。”
[13]欧洲著名学者爱德华·迈尔虽不赞成斯宾格勒的许多观点，但于他的文化多元论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尤其信从有机地活着的诸文化的平行论的基本观点，并以他的重大威望掩护了这一观点。”
[14]在东方，斯宾格勒的观点自然更受到了欢迎。
有人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著文说，斯氏的最大长处，“在能超出欧美寻常人士之思想感情范围之外”
，“而不以某一族某一国为天之骄子，可常役使他国他族，而常保其安富尊荣”
。
他的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实已予吾人以极深刻之刺激及有益之榜样”
。
[15]斯宾格勒把自己的文化多元论比作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不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是战后开始世界文化对话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战后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先后访华，并发表批评西方文化和赞扬中国文化的言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就不应当怀疑其诚意。
蔡元培曾谈到欧战后中国学者到欧美去，“总有人向他表示愿意知道中国文化的诚意。
因为西洋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渐渐儿有点不足的感想，所以想研究东方文化，做个参考品”
。
[16]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了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的实践，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四系的12位学者合作出版了《当代文化概论》，威尔士等56位学者推出了《历史大纲》，房龙与麦克勃则分别出版了《人类的故事》和《文明之进化》，各书均为“综合的世界文化史”
。
《最近文化史之趋向》一文的作者评论说，这些新著的一个共同点即在于强调：“今后世界公共之和平与人类公共之幸福，非对人类文化发生综合之意义与总合之态度，从智识之创造以改造人心而增进人格，则世界之前途无望是也。”
[17]此外，剑桥大学等西方一些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始增加包括中国的古代典籍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内容，固然反映了西人对东方古典文明的重视；而战后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印度的泰戈尔，显然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泰戈尔在获奖后说：“（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人民承认东方人是世界公共文化的共同工作者。
这种共同工作在目前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种共同工作便是表示东西洋两大半球的人们的相互提携。”
[18]善良的东方民族感受到西方民族的文化观念正发生可喜的变化，是多么的欣慰！
如果说，上述西方战后文化观念的变动，是体现了克服自大心理以平等待人的取向，那么，东方的变动取向则是体现了克服自卑心理以自立立人。
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东方民族。
战后东方民族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同时还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凸显。
毛子水的《师友记》记载说，梁启超赴欧考察，后即在巴黎近郊的美景村开始准备写文章，其目的在为中国谋出路，尤其是为中国文化谋出路。
[19]而泰戈尔则告诫说：东方民族要自立和助益世界，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要“获得精神自由，与西方人同站在文化的水平线上——假如这一着失败，东方人珍贵的遗产，怕就要消灭，因为单模仿西方是无益而且可笑的”
。
[20]很显然，从泰戈尔到梁启超，东方的有识之士正是从欧战的烈焰中感悟到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东方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认定东方民族的出路在复兴固有文化以裨益世界，而不应是盲从西方。
不管他们的文化运思实际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其基本的理路并不错。
泰戈尔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真理和鸟一样，有时在天空翱翔，有时也须躲在巢里。
巢的需要是无穷的，其建筑的法则是永久的。
数世纪以来，东方人不曾留心给真理建一个巢，她单凭两翼一味追求“无限”
的境界，结果掉到了地上，受了伤，疼痛着求别人的救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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