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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必要对这场论争进行再认识：其一，唯有科学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因为科学无禁区，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
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试图给科学划定禁区，这是他们的失误。
尤其是在其时中国亟待提倡科学的情势下，他们的此种失误有损科学的权威，易生负面的影响。
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人类精神情感世界毕竟有别于物质自然界，具有独特性，在此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全凭自然科学的方法，必多方枘圆凿，扞格难通，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便不能不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
这同样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因之，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观点便不宜全盘简单抹杀。
其二，从表面上看，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但较其深层次的实质性分歧，却是在于如何认识科学主义。
实际上，此一根本问题其时双方都有人揭明了，如前所述，张君劢就强调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自由意志”
。
而陈独秀则讲得更明确。
他对胡适说：“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的问题。
此问题解决了，科学已否破产便不成问题了。”
[14]只是因当时论争双方多喜泛论，致使真正的主题未得彰显而已。
科学主义所以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固然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人们反省欧战的结果。
前面曾谈到，印度的泰戈尔在高度评价了西方的科学的作用后，特别指出科学诚重要，“但是创造的天才却在‘人’的精神理想中”
，他实际是批评了相信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
无独有偶。
其时的林宰平在批评丁文江以为只有科学家才有高道德时也指出：“你说活泼的心境，只有拿望远镜显微镜的人，但是要仔细望远镜显微镜掉了的时候。”
他还以为，若在十年以前，此种关于科学万能的极端主张是不必驳他的，“因为要提倡一种举世不谈的道理，不能不拉满弓待它回过来或可得于正鹄，宁可讲得过火些，不如此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
。
但这几年知道科学重要的人慢慢多了，“现在提倡科学，正要为它显出真正的价值筑了坚实的基础”
，“不必一定采用这种方法了”
。
[15]人所共知，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也在逐渐滋长，它在这场论争中更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梁启超、张君劢等力攻“科学万能”
论是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深化的结果，尽管他们在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上的见解还多有失误。
这场论争没有脱离战后反思中西文化的路向，因之论争中三派思想分野依然清晰可辨：张君劢等人所以力攻“科学万能论”
，是要反省西方物质文明的偏颇导致了欧战，呼吁重视精神的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优长，但他们却不恰当地主张“复活新宋学”
；丁文江诸人竭力维护科学的权威，但却陷入了科学主义，固执地坚持“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
；[16]陈独秀等人坚持唯物史观，批评胡适诸人不彻底，陷于唯心论，慧眼独具，但却同样未能尽脱科学主义的羁绊。
三派各有长短，互有得失。
经此论争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书店里充满了有关“人生哲学”
或“人生观”
的著作，它们都强调情意与理智即人文与科学两方面的综合。
这说明论争双方的观点相反相成，产生了综合的正面的效应。
因之，与其将这场论争说成是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和东方文化派对“五四”
精神的反动；不如说这是国人在反省欧战的基础上对科学问题进行的再认识，它是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继续，来得更深刻些。
就东方文化派而言，尽管其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尚非迷信科学而是菲薄科学，但是它提出要重视科学却应反对科学主义，并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趋重精神文明的价值优长，毕竟表现了可贵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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