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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在的所谓“进步”
，造成了贫富对立，侵夺掠杀，无异于“操科学以杀人”
，“率机器以食人”
，是为“无限制”
的“虚伪之进步”
。
“故现时代之新思想，在制止虚伪的进步，以矫正旧思想的错误”
。
[32]梁启超对所谓“效率论”
，同样提出质疑。
他指出：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出来的，人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
有些事绝无效率，或效率极小，但吾人理应做或乐意做的，还是要去做；反之，有些事效率极大，却未必与人生意义有何关系。
“是故吾侪于效率主义，已根本怀疑”
。
即便退一步说，效率不容蔑视，“吾侪仍确信效率之为物，不能专以物质的为计算标准，最少亦要通算精神物质的总和”
。
而“人类全体的效率”
，又绝非具体的一件一件事相加能得到的。
[33]在当今，“成功”
、“进步”
、“竞争”
、“效率”
，这些仍是通行的理念，说明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具备了后现代视野的今天，肯定这些体现现代性的理念内含须加以消解的负面性，当是我们应有的自觉。
[34]由是以观，杜亚泉提出“真实之进步有限制，而虚伪之进步乃无限制”
的观点，就不失为深刻；而梁启超强调，讲效率必须“通算精神物质之总和”
以及“人类全体的效率”
，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必须注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梁任公目光之锐利，于此可见一斑。
1922年，张君劢为上海国是会议草宪法案，继作理由书，名《国宪议》。
翌年在“科玄之争”
中，复作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内引《国宪议》的一长段话，断言西方19世纪的“大梦已醒”
，很能反映出时人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质疑：
欧美百年来之文化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凡个人才力在自由竞争之下，尽量发挥，于是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凡可以发达富力者则奖励之，以国际贸易吸收他国脂膏；藉国外投资为灭人家国之具。
而国与国之间，计势力之均衡，则相率于军备扩张。
以工商之富维持军备，更以军备之力推广工商。
于是终日计较强弱等差，和战迟速，乃有亟思趁时逞志若德意志者，遂首先发难，而演成欧洲之大战。
……一言以蔽之，则富国强兵之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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