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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生天壤间，各有应得之智识，应为之劳作，应享之福利，而相互之间，无甚富，无甚贫，熙来攘往于一国之内与世界之上，此立国和平中正之政策也。
乃不此之图，以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
国家之声势赫，而于人类本身之价值如何，初不计焉。
……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
谓此乃人类所当竞争，所应祈晌，在十九世纪之末年，或有以此为长策者，今则大梦已醒矣！
[35]
张君劢，1919年前曾是“相当标准的实证主义者、社会科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
，[36]在欧洲原习国际法，巴黎和会之后，痛感协约国政治家所谓正义人道，无非欺人之谈，对国际法深感失望，以为无益；同时，复受生命哲学与倭铿人格的双重感召，故转而改习哲学，皈依反省现代性。
他自己说，转行既非学问的兴趣，亦非理性的决定，而是内心的冲动。
[37]由此可知，上述张君劢断言西人的“大梦已醒”
，不管实际上存在着误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追求现代性，穷兵黩武，弱肉强食政策的反省，不仅更多地是出于切身的感受，而且充满着无可置疑的诚挚与正义性。
如果说，上述国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
及“机械的人生观”
的批评，尚属发挥西人的观点；那么，他们在回答何为以及怎样实现“合理的人生”
的问题上，则是超越了后者，体现了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明显取向。
是时，人们尽管肯定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出现，反映了西方文化可喜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倭铿的学说，强调生命创化与物心调和的精神生活，与东方的精神文明多所契合；但又终以为，解决“合理的人生”
问题，毕竟还需仰仗中国文化的智慧。
林宰平说：初游欧洲，第一个感想就是，“西洋物质文明”
、“中国人好和平”
此类向来习闻之语，至此始证明其实在的意义。
战后已历三年，战地依然惨不忍睹，相较之下，不能不谓“吾东方平和之精神，信有极高之价值”
。
他断言，今日虽有柏格森诸人的精神主义，仍不足以说明西人对于战争已有了真正的反省。
西方必须“吸取吾东方平和之精神”
，否则，新的世界大战将再现：“欧洲文明，决不能产生平和之精神，使非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相携而与白人告别者，则战争在欧洲，此后仍不能终免。
此则吾兹所游得之结论也。”
[38]应当说，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已证明了林宰平的先见之明。
梁启超也认为，东方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
“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39]柏格森诸人的学说不乏价值，“但是真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
[40]梁漱溟的见解又转进一层，他认为西方文化在人类面临的“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
，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进入了“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
，就不免捉襟见肘。
相反，注重个人品格修养与社会和谐的中国文化，则显示出了自己的优长。
[41]梁漱溟的此种见解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以下观点，颇有相通之处：资本主义在前工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是集中对付机器，到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隐入了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与自我的问题。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欠账太多，急需补救调整。
[42]二者不同则在于：后者主张建立一新宗教，以为维护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柱；前者则强调，这正是西方文化将由第一路向转入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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