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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提出，“欲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
，必须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
、“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
，于此，孔子儒家的“仁的人生观”
，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所以，梁启超说：“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
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52]
梁漱溟、梁启超关于“合理的人生”
的见解，虽有不同，但较其实质却是一致的：说到底，二者都在强调孔子儒家所强调的修身内省的精神生活和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不容轻忽的是，无论梁漱溟强调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
，“含融”
了西方“奋往向前”
的第一人生；还是梁启超强调“超拔现代人生黑暗痛苦”
，端在“求理想与实用一致”
，在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下，他们对于传统的阐释都已实现了内在超越，从而彰显了时代的精神。
严既澄在《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耐人寻味，也更具有代表性。
他说：“梁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把中国人恭维过分”
了，自己对于孔子也没有真正研究，“然我却深信像梁先生所说的的确是合理的人生；这种思想，就说他是近代化的孔家思想，也未尝不可，正不必争辩是否悉合孔子的原意。
而且像他所解释的孔学的根本精神，我也认为不误了”
。
[53]何以严既澄明知梁漱溟的论说对中国人生活的观察并不准确，甚至也不合孔子的原意，而演绎成了“近代化的孔子思想”
，但他却又宁可相信，这“的确是合理的人生”
、“孔学的根本精神”
？如果我们将时人热衷探讨的“合理的人生”
，或叫作“合理的人生态度”
、“人生”
、“人生观”
等等，不是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探究个人应然的行为，而是客观地理解为欧战后人们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应然的拷问；那么，严氏的心态正具有普遍性：对时人而言，融合中西，重释传统，是为了应对现实，所谓“合理的人生”
是否合乎孔子原意，并不重要。
对“近代化的孔子思想”
的认同，恰反映了时人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诉求。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
[2]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始于晚清国粹派学者邓实，他在《东西洋二大文明》（邓实辑：《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5，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7辑，184～18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中即有这样的说法。
但其意在强调中西文化类的分别，与欧战中时人的说法，彰显现代性反省，不可同日而语。
[3]钱智修：《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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