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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实，胡适也不否定这一点，他始终强调“西化”
就是“科学化”
、“民主化”
。
[14]更不必说常乃惪径称“东方文明”
四个字甚至都不能成立，[15]其主张“全盘西化”
的倾向愈加明显。
梁启超诸人反省现代性，并不影响他们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甚至对陈、胡主流派的功绩深表敬意；[16]但是，他们对于上述的西化倾向不愿苟同，明确提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
，当在突出文化的民族自决，并确立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远大目标。
在他们看来，陈、胡主流派显然于欧战后现代思潮的绝大变动，无所容心，而固守戊戌以来的定势思维，唯西方是效，这已落伍。
梁启超说，那些老辈人故步自封，说西学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但“沉醉西风”
者，把中国文化说得一钱不值，似乎中国从来就是个野蛮的部族，岂不更可笑吗？他强调，欧战后“民族自决”
四字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越发光焰万丈”
，正无可阻挡地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兴起。
讲“中国人之自觉”
，就是要实现中国民族自决，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同时还应当体现在文化上。
他说，要国家做什么？要国家就是为了能够“把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
，然后去为世界作贡献。
与“民族自决”
的观念相联系，提升国家“文化力”
的提法，已经包含着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思想。
不过，真正精彩的概括，还当归功于年轻的张君劢。
他归国前为留法学生讲演，就已明确提出了“吾国思想界之独立”
的问题。
他指出，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危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之风行，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欧人既彷徨无主，习惯于一味效法西方的中国思想界，岂能不改弦更张，自谋独立发展？“则吾国今后文化，更少依傍，舍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
“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
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源。
盖文化者特殊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
此言新文化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
。
[17]因欧人自顾不暇，故吾人当谋自立，所言不差，却不免消极。
次年初，张君劢归国再度讲演，持论有了很大的变化。
前面的讲演题目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尚着眼于思想方法问题；而后者则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径直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针”
与“趋向”
问题，自觉干涉现实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旨趣，十分鲜明。
他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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