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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新文化发展应有的“方针”
，这就是：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
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
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
[18]可以说，其时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张君劢这样，以如此清晰的语言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须自我反省，摆脱盲从西方的思维，走中国民族新文化发展自己的道路。
年轻的张君劢虽提出了上述重要的见解，却未能进一步作有力的论证。
但是，“一叶知秋”
。
重要在于，张君劢道出了时人的心声。
时人对此一问题的思考已达何种程度，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足见一斑。
一是陈嘉异的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
[19]陈生平待考，但从已发表的几篇文章看，他与章士钊、钱智修诸人相善，通晓英、日文，不仅旧学深厚，且熟悉近代学术的发展。
当时的讨论文章多属泛论，因而一般都并无注文，但是文不同，长达3.4万字，注文却占了近2万字，说明这是一篇十分严肃的专论。
作者在综合史乘的基础上，强调中国文化有四大“优点”
：（1）“为独立的创造的”
。
因之，晚清以来所谓“中国文化西来”
说，纯属子虚乌有，常乃惪等人所谓“东方文明”
四字本身不能成立，也大谬不然。
（2）“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
。
吾国早在远古时代即已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为世界所仅见，故“常能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熔而为一”
。
（3）“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
。
戊戌以降，旧制度所以能迅速倒地，归根结底，是说明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具有应乎时代精神和“开拓未来世界的活力”
。
（4）“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
。
中国文化富有大同理想，超越国家主义而具有世界精神。
这些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其合理性。
陈嘉异开宗明义即声言：本文所谓“东方文化”
非指“国故”
，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
、“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
的意蕴。
所谓“吾人之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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