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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强调国人当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10]问题提得很尖锐，但遗憾的是，陈、胡诸人囿于崇拜西方文明的定势思维，恰恰于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少所措意，因而于中国新文化发展无法提出超越“西化”
的新思路（李大钊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另外问题）。
所以，1918年9月陈独秀还在质问杜亚泉：“‘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
次年初，甚至再次提出：“盖自欧战以来，科学社会政治，无一不有突飞之进步；乃谓为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非梦呓而何？”
[11]胡适等则指斥梁启超诸人介绍西人正在反省自身文化并对东方文化表示敬意，乃是惑众之“谣言”
、“夸大狂”
和沉渣泛起的“中国人的傲慢心”
；以及上述《新潮》仍在强调“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
、中国文化“枯槁如此”
，显然都反映了这一点。
相反，梁启超等反省现代性者，强调西方文化正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思想界当求独立，要确立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方针”
，显然有力地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使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愈趋深化。
说到底，反省现代性代表的同样是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究其本质正在于批判资本主义。
梁启超诸人普遍关注西方社会劳资尖锐对立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并对社会主义与俄国革命深表同情。
同时，他们虽然主张藉提升精神生活以构建“合理的人生”
，但也深感到不改革东西方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陷于空谈。
梁漱溟指出：“这种经济制度和我倡导的合理人生态度，根本冲突。
在这种制度下，难得容我们本着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走。”
“只有根本改革这个制度，而后可行。”
“这便是中国虽没有西洋从工业革新以来的那一回事，而经济制度的改正，依旧为问题的意义了。
所以社会主义的倡说，在中国并不能算是无病呻吟。”
[12]不难理解，此种反省现代性与“五四”
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实际上为后者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胡秋原先生曾谈道：“我们也不可低估当时（指“五四”
时期——引者）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
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问题考虑中国乃至于世界问题。
只是这问题过大，而我们已有知识不足，才徒劳无功的。”
[13]所言十分深刻。
是时国人反省现代性，视野远大，不限于中国，其终极关怀在于人类文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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