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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陈嘉异讲“吾人之大任”
,梁启超讲“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还是梁漱溟讲世界文化“三种路向”
,无不皆然。
他们主张通过对儒家人生智慧的现代转换,包括注重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间的调谐和追求大同理想等,以建立“合理的人生”
,借以疗治现代社会偏重物质文明、机械的人生观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强调融合中西文化,以期创造人类共同的新文化,以为如若不然,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难以避免;等等,显然又都大大超越了欧洲反省现代性的范围,表现出了东方文化特有的远见。
胡秋原先生说,时人讨论的问题太大,而知识不足,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对的;在今天反省现代性也仍是全球性的大课题,说明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就此以为“徒劳无功”
,却不尽然。
卡尔·博格斯说:“对现代性的攻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积聚了力量,而且,今天似乎与历史力量的吸引力相吻合。
这种攻击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延伸到阿尔托、海德格尔和当代后现代主义。”
[14]从尼采的反省现代性到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
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所业已提出的问题与思想主张,许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应当看到的。
当代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发出以下感叹,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深感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任性与纵欲程度正呈现出攀升之势。
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克己思想正是任性纵欲的对症良药。
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创性思维经验很应该在全世界传播与弘扬。
[15]
无须讳言,时人反省现代性存在三大弱点:一是看到了反省现代性之意义是对的,但于其时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所遇到的传统社会的阻力,则重视不够,因而与陈、胡主流派相较,其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明显缺乏主动性与应有的力度;二是强调中国固有文化的自身价值也是对的,但仅仅将之归结为“走孔子之路”
,“始终是想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创出一个新理学”
,[16]却又失之简单化与理想化;三是仅满足于非理性主义的视野,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兴起所代表的新时代的方向,少所措意。
对于这些,我们应从当时历史条件中去说明,无须苛求。
这里正用得上上述梁漱溟的观点:在统一的新文化运动中,每一个思想派别都只能关注一个中心点,而略过了其他方面,故得失正不易言;而和而不同的结果,是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缘此可知,长期以来将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诸人与陈、胡诸人的分歧,说成是新旧之争,甚至于“是中国宗法封建社会思想与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的冲突”
,[17]实为表象之见。
反映辩证规律的历史真相是: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
[1]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9页。
[2][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4页。
[3]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4]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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