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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了联合的对象，无异于是对邓中夏观点的否定。
不可思议的是，仅隔一个月，邓中夏又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虽强调是要进一步阐发陈独秀的见解，但实际上与前者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阐述的观点，仍然大相径庭。
他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
。
他所谓的“反动的思想势力”
，却是打击一大片，将许多上述陈独秀主张团结的力量，都赶到了敌人一边去了：“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铜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战线不怕延长呀！
战期不怕延久呀！
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17]陈独秀的上述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上，显然在党内具有权威性；邓中夏的是文则是发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5期上，陈独秀也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随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考察陈独秀的态度，恰好成了我们对其在思想界建立联合战线思想的一次实际检测。
1924年4月中，泰戈尔来到中国。
在后来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各地讲演，听者动辄数千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晨报》、《时事新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都辟有专号或专栏，广为宣传。
郑振铎等人还在文学研究会内专门成立了泰戈尔研究会。
泰戈尔在北京更受到了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胡适等众多名流的隆重接待。
尤其是5月8日为泰戈尔举办的64岁诞辰祝寿会，由胡适主持，另有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最后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饰演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将其在华讲学推到**。
但是，与此同时，陈独秀却以《中国青年》为中心，发起抵制活动，使泰戈尔的整个讲学蒙上了阴影。
陈独秀连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太戈尔》等十余篇文章；《中国青年》则出有专号，对后者的指斥不遗余力。
他们不仅认为，泰戈尔是极端反对科学、物质文明和抵拒西方文化的东方顽固派，而且指斥他与梁启超等的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
相勾结，无非要消磨中国青年革命的锐气和充当帝国主义的说客。
陈独秀在文中借朋友的话说：“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
[18]泽民也说：“他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当梁启超张君劢一类新顽固党的人物。”
[19]林根干脆说，“科玄之争”
后，泰戈尔被研究系请来，就是为了壮大后者的势力，并以空想玄虚的东方文化，“以磨灭青年与现实环境奋斗的革命精神”
。
[20]包括陈独秀的在内，许多文章甚至不惜作人身攻击。
当然，更偏激的是，组织散发传单和冲击会场。
这些都造成了讲学的不和谐与泰戈尔老人沉重的心理负担。
他曾对胡适诉说委屈：“你听过我的演讲，也看过我的稿子。
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演讲不是总有几句特别赞叹科学吗？”
胡适回忆说：“我安慰他，劝他不要烦恼，不要失望。
我说，这全是分两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
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
‘尽人而悦’，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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