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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哲讲学在助益国人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五四”
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
的历史进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固然反映了这一点；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前后巨变，其所以能超越自我，显然也得益于对中国思想界自身活力的积极吸纳。
而杜威的学生刘伯明则认为，杜威缘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理解，不仅助益了他反省“美国之精神”
的自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自己的学说：“然其于此不啻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4]这些都反映了外国名哲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
其三，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
近代欧风美雨沛然而至，早期多赖传教士，甲午后则更多是赖留学生假道日本引进。
前者虽为西人，但层次低，且受宗教的局限，影响有限；后者影响虽大，贩自日本，又不免于耳食之言为多。
欧战前后，国人多转而留学欧美，得登堂入室，以眼见为实。
这是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
需要指出的是，名哲讲学适逢其时，大大地深化了此种转折的内涵。
杜威、罗素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欧美重要学者（泰戈尔虽为印度学者，却有同样的意义）先后集中来华讲学，以现身说法，向国人讲述他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并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提出各自的建议；这对于国人来说，不仅也是一种“眼见为实”
，而且别具魅力。
名哲讲学异同互见，各成一家之言，它让国人进一步看到了“西学”
自身的多样性。
而罗素对于苏俄，既有肯定，又有尖锐的批评，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对自己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见解最后作出了带根本性的修正；这固然引起了国人的激烈争论，但同时却又令国人不仅看到了罗素的真诚，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理解了西方学理与中国现实间的差异，以及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学会独立选择的极端重要性。
所以，从西学东渐史上看，名哲讲学助益了“五四”
后中国思想界归趋更加理性的发展方向，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五四”
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名哲讲学为之注入了新鲜的思想活力，从而助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名哲们也许并不自知，但近代的中国历史却记住了它。
[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2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2]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全集》，第1卷，360页。
[3]百如：《美国教育者杜威》，载《晨报》，1919-05-14。
[4]刘伯明：《杜威论中国思想》，载《学衡》，第5期，192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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