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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哲讲学在西学东渐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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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后，东西方各自都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
在此特殊的语境下，外国名哲应邀来华讲学，其层次之高，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广泛，都使之成为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
名哲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所涉及的教育、哲学、诗歌诸领域的影响在内；但其中既深且远者，无疑在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郭湛波于1934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就已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贡献，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绍。”
“这些介绍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尤以杜威、罗素之来华讲学。
此外如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一九二二年讲学，印度大诗人、哲学家太戈尔之一九二三年之来华讲学，都给中国思想上不少的痕迹。”
[1]不过，他的结论尚嫌抽象。
实则，具体说来，主要有三：
其一，名哲讲学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有力地营造了追求新知与开放的社会氛围，从而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由于组织者精心安排，名哲讲学借助讲坛、报刊与出版等多样化形式，其整体效应被尽量发挥到最大化。
以杜威为例，他在华两年两个月，共作大小讲演不下200次，遍及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11省。
1920年8月《晨报》社推出《杜威五大演讲》，一年内印行13版，达10万多册。
其后复多次重印。
此外，还出版了《杜威三大演讲》、《杜威在华演讲集》、《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等多种演讲录。
其余各种小演讲录，依胡适说法，更是“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
。
[2]孟禄讲学仅三个月，足迹却遍及了北京、上海等9省18个市，调查了200多处教育机构与设施，其间应邀讲演60多场，并参与各种座谈与讨论。
同时，也有《孟禄讲演集》及《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等专书出版。
此外，名哲讲学多受到各省督军或省长等最高当局的高规格礼遇，也大有助于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
百如在谈到杜威讲学将产生积极和重大的社会效益时，这样写道：“我们在国内的人，居然有机会把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请了来，听他的言论，接近他的声音笑貌，这样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
他所说的，我们多数人或者未必全能领会和了解，但在‘观感之间’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
。
在社会新旧思潮冲突之际，“这时候有一个大家尊仰的‘论师’在我们中间，新思想就得了一个很好的指导，很有力的兴奋。
顽旧的人，能听听这样名哲的议论，或者能受些感化，换些新空气，也未可知”
。
[3]他的判断是客观的，而持续6年之久的5位名哲讲学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益，自然会更加有力地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二，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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