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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
一是反省现代性。
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
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
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
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
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
与“精神生活”
，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
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
。
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上述现代思潮的变动，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东西方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其变动的两大取向也恰恰同样构成了国人借以反省西方的两个主要的视角和取向，正是二者在“五四”
前后中国民族觉醒的语境下交汇、激**，促成了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涌起。
本人的上述文章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东传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不拟重复，只是需要指出，最早关注西方此一思潮的杜亚泉，恰恰也成为了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兴起最初的代表性人物。
1913年，他发表《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已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
。
[3]同年，他在《精神救国论》中更明确指出：“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
[4]所谓“新唯心论”
，指的就是生命哲学。
他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不足为训，需要在反省的基础上，才能进而谋求“文明进化之社会”
。
杜亚泉如此尖锐地提出了“现代文明之弱点”
、“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
的新概念，并明确主张反省西方，实成为了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风起青萍之末的重要表征。
欧战爆发后，《东方杂志》成为中国报道这场战争最为详备也是最重要的刊物。
与此同时，杜亚泉继续发表大量文章，也成了反省欧战、批评西方言论最为坦率的人物。
但由于其间批判传统的声浪正如日中天，他虽大声疾呼，影响却不免有限。
陈独秀于1918年8月和1919年2月两度发表文章质问杜亚泉，都曾强势地提到了同一问题：“‘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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