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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
[5]他未作正面回答，不久即告去职，就反映了这一点。
但“五四”
之后，尤其是1920年初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游欧归来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梁启超在考察欧洲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
是书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战后欧洲的残破与经济萧条的艰窘；而且相当具体地报告了欧洲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
他说：战后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
[6]同时，梁启超又十分尖锐地揭出了“中国人之自觉”
的大题目，用了很大的篇幅具体阐发了自己对此的种种思考。
《欧游心影录》从是年3月起，分别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胡适批评说：“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
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
。
“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
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
[7]若将其中“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
一句，改成“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
，他的话就较合乎实际了。
胡适的批评，恰恰说明了梁书的影响实巨。
《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成为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日趋高涨的重要标志。
其后，随着柏格森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生命哲学风行一时；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洛阳纸贵，加之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对西方多所批评，反省现代性、质疑西方文明成为了新的时尚。
与此同时，以李大钊为代表，藉马克思主义反省西方，主张社会革命的生力军也迅速崛起。
他们后来居上，很快超越杜亚泉、梁启超诸人，成为推动其时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共产主义者及其主张“以俄国师”
，最早为国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进路，人多耳熟能详；但这里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当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反省西方的中坚力量，除了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外，国民党的理论家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诸人也是其中的健者，其作用不容低估。
胡秋原说：“共产主义引吸力并非对陈独秀等为然。
当时国民党所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皆民八）是最急进的。”
[8]五四运动后，深受鼓舞的孙中山主张国民党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遵照他的指示，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戴季陶则主编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
这些报刊发表了包括上述诸人作品在内的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译著与文章，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媒体，而且成为其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
例如，戴季陶曾写道：“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
有许多时候，好象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
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
所以大家都承认这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
[9]胡汉民于1919年底发表的两篇代表作：《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与《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就其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水平且在同期的李大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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