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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集中表现有三：
其一，国人心理上的变动。
罗素说，他在中国接触到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
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
。
[19]这当是客观的说法。
严复与人书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20]人们也许要怀疑其偏见；但作为年轻的学者，严既澄的现身说法，足以映证罗素所言，却不容置疑：“（我）虽然生长在半欧美化的城市——上海——中，而且所研究的多半是欧美的学问，而我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近两三年来，所受欧美的影响却是很少很少——从前也曾经过热望做欧美人的时期，近两三年来，这种热望已经销化无痕迹了。”
[21]严既澄的心路历程，具有典型性，它生动地反映国人的心理变动：因欧战的刺激，对西方产生了疏离感。
费侠莉说：“国内五四运动的狂热行为和国外战后欧洲局势，在以前亲西方的知识界激起了回归到保守主义的严重情绪。
骤然地，西方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整个价值重新受到质疑。
这次，提出质疑的不是孔儒的死硬派，而是国外毕业生自己，即那些具有西方思想的学生中的最著名的人物。”
[22]其实，此种对西方的疏离不仅限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许多人心同此理。
孙中山早年领导反清斗争，是向美国吁请，寄希望于在那里能“找到许多的辣斐德”
（一位参加美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法国革命家）；[23]但他于1925年临终前，却是转向吁请苏联的援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初列宁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先后去世，但其哀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有天壤之别。
《东方杂志》21卷3号发表化鲁的文章《李宁和威尔逊》，说：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十四条”
时，何等风光，人多以为“摩西再世”
，国人也“大捧而特捧”
；而其时的列宁，默默无闻，知者也多斥之为“过激派乱党”
。
但几年过去了，今天人们都知道“十四条”
是骗人的，故于威尔逊的死，多漠然；“李宁呢，可就两样了：他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星，成为亿兆人民所膜拜的偶像。
虽然仇恨李宁的人到处都有着，可是已没有一个人敢说李宁是乱党暴徒了。
李宁的死，是光荣的死，是被全世界所悲哀痛悼的死。”
[24]廖仲恺在追悼列宁大会上演讲也说，“我们为什么不追悼威尔逊而追悼列宁？”
因为列宁“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
，而作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却对此不作为。
[25]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原是亲西方的，即一般国人何尝不是如此，现在都对之失望了。
其二，人们明确提出了对西方也必须讲思想解放的理性诉求。
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解放，厥功甚伟；但其一大弱点，是以新旧、中西判是非。
1916年杜亚泉就已明确提出，国人应该打破对西方盲从的态度。
他说：“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
，“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
。
[26]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游欧归来后，针对胡适1919年底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只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持“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却避而不谈对西方文化也应当作如此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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