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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受日本的压迫，也不是日本发明的，还是欧洲人发明的。
请看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可以晓得了”
。
[36]显然，他们提示的共同理路是：发生在中国与日本间的问题，还必需进而反省其在西方世界的根源。
事实上，时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西方社会的再认识。
欧战的惨烈和战后欧洲的破败、民不聊生，固然令国人触目惊心，但这还仅限于表象；迨人们亲临欧洲，登堂入室，才发现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包括贫富对立、阶级冲突，原来如此尖锐，匪夷所思，以往心中关于西方乃文明之天堂的种种神话，遂告破灭。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前段所说，是从对外的一个国民生计单位着想，觉得他们困难万状。
再一转眼将这单位的内部组织仔细看来，那更令人不寒而慄了。”
[37]所反映的正是国人此种普遍的心态。
梁启超还说：欧洲人在“机械的人生观”
误导下，相信科学万能，黄金世界指日可待；结果是物质发达了，但人们“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以至于出现了这场欧战。
这好比沙漠中迷路的旅人，见远处有一大黑影，便拼命往前赶，等靠近了，那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
他说，欧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
的大梦，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
来了。
[38]梁启超并非相信科学破产，他批判的实际是西方的“理性万能”
论。
他从反省现代性出发，尖锐地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无法为人类谋幸福的残酷现实。
林宰平战后也考察过欧洲，深有感触，他说：“在欧美分业制度之下，人类变成机械的奴隶，强制的，单调的，这种奴隶，恐怕比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的奴隶，还要不如”
。
[39]当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从另一种角度，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
朱德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回忆自己1922年初抵欧洲时的情形说：“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苦难的黑暗世界。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之中的一个。
人民的贫穷和被压迫问题到处都是一样。
在法国登陆以后，我发现欧洲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近代科学的天堂。”
工人在生活重压下，“却也喘不过气来。
法国政府不过是官僚们讲价、买卖的市场。
我们在法国街头从早走到晚，也参观过欧洲大战的战场。
法国人是战胜国之一，可是每个人都在谈战争的灾祸，四肢残废的伤兵、寡妇和孤儿在过去光辉的照耀下，更显得孑然无靠”
。
[40]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通过在工厂做工，“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
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也无真正的民主自由。
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有些感性认识。
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
[41]其时，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对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又转进了一层。
他们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出发，强调了西方社会贫富对立与阶级冲突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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