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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视角的分道扬镳与唯物史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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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李大钊分别代表的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虽有交汇，却非殊途同归，故其最终趋向，难免分道扬镳。
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他著名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说：“社会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失望情绪，而这种秩序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
[1]欧战后，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反映了人们对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失望情绪”
；尽管它流派纷起，但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只记取社会主义所共同期许的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是正义的、合理的。
换言之，社会主义之于他们，实际上还仅是个笼统的理想或时代应有的精神。
所以，一旦说到实处，要怎样在中国实践这一选择，人们思想的分歧便突显了。
戴季陶曾生动描述了时人向往社会主义，却发现身在歧路的困惑：“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
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
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
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走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
向哪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哪里去了？英国人向哪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
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蒙眬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心中无主的迷路儿了。”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戴季陶虽然相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也未尽脱上述思想上的笼统。
所以，他又说：“‘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
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
“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
[2]这也正是他最终并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便不难理解，梁启超诸人何以一面说社会主义必将大昌，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商榷”
，强调“精神是绝对要采用”
，但因中国工业过于落后，尚未出现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故在“方法”
上当予以变通。
梁启超主张实行“社会政策”
，即“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
，提倡劳资间的互助精神，体现“良法美意”
，以保证实业的“合理健全的发展”
，从而避免社会革命。
[3]张东荪说自己与梁启超的观点“完全相同”
，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而于“要创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
。
[4]二者名义上都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与目标不能忘，但实际上他们充其量是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
这与胡适主张的运用“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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