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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的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
，[5]异曲同工。
李大钊诸人则不仅坚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坚信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精神或目标，而是改造现实世界科学的方法和必须加以实践的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
1920—1921年，蔡和森曾几次致书毛泽东，其中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
“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
“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舍此无方法”
。
[6]而毛泽东也表示，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7]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都主张以俄为师，开创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底由张东荪引起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延续了一年多，主要是在这两部分人中展开。
它也成为了其时在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中，二者分歧突显，分道扬镳的标志。
张君劢对二者的分歧，曾有这样的评论：“其时，国人言社会主义，激烈者师法苏俄；温和者步趋英费边主义，德社会民主。
五四前后，东荪与陈独秀之对立，俨如清末孙康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
[8]他将之比作清末孙康间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固然是一针见血；而他强调“国人言社会主义”
，实际也就是肯定了，这是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中的异趋。
[9]
二者的分道扬镳，并非偶然，归根结底，端在彼此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反省现代性思潮源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
柏格森“生命哲学”
强调宇宙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将包括情感意志在内所谓的精神生活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
“精神生活者，就人言之，则人之所以为人；就世界之大言之，则为弥纶宇宙之真理，其义至广大而精微矣”
。
“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本体也，物质由精神驱谴也，凡此者，皆近来生活哲学之大根据而柏氏倭氏共通之立脚点也”
。
[10]所以，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尽管它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立的。
梁启超、梁漱溟诸人深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并将之与儒家哲学相结合，倡言“合理的人生”
，同样都不脱唯心论的窠臼。
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归结为人的“意欲”
，以为“要求合理的生活，只有完全听凭直觉”
，听凭内心的兴味、本能、冲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对的；[11]梁启超强调，“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
，[12]他相信“心物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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