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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而与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全然无关。
从梁启超、梁漱溟到泰戈尔，他们无视东方自身的后进，因之侈谈什么“精神生活”
，无非是“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
。
[21]“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
[22]而瞿秋白则强调，20世纪的“‘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
。
[23]“中国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
。
我们决不能歌颂西方文化，因为随着世界革命的兴起，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也正在到来；但是，包括中国在内，东方民族如果不能打破“宗法社会与封建制度的思想”
，就不可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
；而“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
，“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24]现代的科学文明也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善果。
总之，文化问题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是什么？二者的答案是不同的。
陈独秀等人将文化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即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课题相联系，虽有简单化的一面，但较之梁启超诸人主张就文化谈文化，空谈“走孔子的路”
、实现儒家“美妙的仁的人生观”
，远为开阔和深刻。
其二，在中国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梁启超诸人不仅主张劳资调和，避免社会革命，而且认为事实上中国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其中，又包含两方面的质疑：一是马克思既讲唯物史观，又讲主张阶级斗争的革命，本身就是矛盾的。
梁启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主张社会革命，有违儒家“利导人性之合类而相亲”
的“不忍”
之心；[25]二是中国缺乏真正的资本家与劳动阶级，即缺乏社会运动的主体。
“我国雄厚之资本家既不多见，而劳动阶级组合能力之薄弱，尤在零点以下。
则震撼全球之劳动阶级战争，在吾国目前之极短时期，除野心家煽动不计外，决不致成吃紧之问题”
。
[26]这即是说，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对此，主张马克思主义者不以为然。
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而非空想，就在于借唯物史观，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所以产生和所以衰亡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既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斗争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
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
[27]戴季陶更进了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本是客观存在，并非马克思的发明。
他说，胡适也曾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认为因其主张，“于是本来可以互助的两个大阶级，都成了生死冤家，许多调和的方法都归于无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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