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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强调意志、精神超越物质的意义，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趋之若鹜。
“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
。
“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
。
[9]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同样看重生命哲学倡导行动与奋进的意义。
章士钊指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不同于达尔文，后者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的是四周境遇的约束，人不能自主。
而前者则不然，“谓吾人活动力（活的动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
由柏氏之说以观，吾人于生活的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
。
柏格森、倭铿“皆以积极行动为其根本观念。
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训，即在此四字”
。
[10]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义，是因为“此派好讲人生，讲行动，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
。
柏格森强调“惟有行动，惟有冒险，乃能冲破旧范围而别有新境界之开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陈代谢也。
……此反理智哲学所以又名为‘生之哲学’，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
[11]
当然，并非仅是上述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章士钊诸人，才看到了生命哲学积极的一面；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除了陈独秀，其他一些人也多注意到了。
早在1915年，李大钊就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引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
的学说，倡言自觉奋进的精神（下文还将具体谈到）。
其后发表的《“晨钟”
之使命》、《今》诸文，也仍在借重柏格森学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觉”
、“生命”
、“生命的冲动与创造”
、“动力”
、“意识流转”
等等。
例如，他在《今》中写道：“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
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
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宇宙即我，我即宇宙。”
[12]很显然，这里表述的仍然是柏格森“动的哲学”
。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2号还刊有刘叔雅译的《柏格森哲学》，译者在“识”
中高度评价柏格森、倭铿的学术成就，并谓“而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可哀也”
。
当然，最典型的自然要数胡适，他径直借用了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
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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