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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则，要对古人有了解的同情，需回到原有的语境。
1914年7月重返日本的陈独秀，是处于悲观、愤激、求索复又迷茫的心绪中。
是年底他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愤激过度，非难爱国，不免引起了争议；但他强调，真正爱国必须和追求国人民主权利的自觉心相结合，却是反映了冷峻与深刻。
《陈独秀传》的作者说：“《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
[20]此言自有根据，但稍嫌简单。
这里可以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以丰富其内涵：
其一，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同在《甲寅》的李大钊，不赞成陈的悲观情绪，他专门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回应陈独秀。
是文虽对陈爱国的本意表示理解，但也批评“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同时，复特别征引强调意志自由与行动、奋进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为激励：“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
挽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
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
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offree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rtiveEvolution）尚矣。”
[21]既然如上所述，陈独秀接触生命哲学始于日本，李大钊（应当还有章士钊）复极力藉之以为鼓励，而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篇文章《敬告青年》的立论，恰恰又反复借重了柏格森诸人，倡言自主、进步、进取、实利与科学；由此可知，陈独秀由消极悲观到最终奋起创办《青年杂志》，决心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澜，其间思想的转变也受到了生命哲学的影响，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其二，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22]联想到《青年杂志》主张科学与民主，强调“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始终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陈独秀虽借重了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却又明确指出，中国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于落后，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反省不适于中国国情，这一切不正说明了：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确有“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
吗？也惟其如此，归根结底，不到十年，果然令“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的《青年杂志》，即便是在早期，也就与“普通杂志”
不可等量齐观了。
[1]章锡琛等的三文，分别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第10卷第1号。
已有拙稿待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2]陈独秀：《独秀文存》，5、8页。
[3]所谓“精力”
（Energie），今译“能量”
。
[4]陈独秀：《独秀文存》，55～56页。
[5]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61页。
[6]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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