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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胡适的上述主张，初衷乃在于警惕旧思想的回潮，但他拒绝反省西洋近代文明，在其时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还使自己进一步陷入了与日渐高涨的反帝爱国思潮格格不入更大的误区。
胡适既认定西洋近代文明是“理想主义的”
，自然就不仅不能接受“西洋物质文明破产”
说，而且更不能容忍“反对帝国主义”
的主张。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与胡适曾在亚东图书馆争论“帝国主义”
。
胡适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帝国主义”
，这使陈独秀大为光火。
亚东的主人即汪原放的大叔汪孟邹，也忍不住起而质问，对胡适连“帝国主义”
的存在都不承认，感到不可思议。
[44]在胡适看来，中国糟到这个地步，都是自己不争气，怨不得外国人。
道理很简单，外国人何以不敢去欺负日本呢？[45]他对青年人提出的“反对文化侵略”
的说法，更加反感。
他说：“近日一班无识妄人造一新口号曰‘反对文化侵略’。
此真是一种开倒车的现象！
我们这个懒惰苟安的民族，若不是人家拿文化硬送上门来，那里肯输入文化！
我们今日所以有一点点人的生活可享受，几乎全都是文化侵略的结果。”
所以，“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而同归。
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
。
[46]胡适将反省现代性与反帝运动视为“殊途同归”
的“开倒车”
，自然是错了；但认二者一脉相通，却是对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失误之由：拒绝反省现代性。
强调机械的人生观导致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终至于发生欧战，本来就是欧洲反省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这在被压迫的东方，人们感触自然更深。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长文中，引自己1922年为上海国是会议所作《国宪议》中的一段话，断言西方19世纪的“大梦已醒”
，很能反映出时人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强烈质疑：
欧美百年来之文化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凡个人才力在自由竞争之下，尽量发挥，于是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凡可以发达富力者则奖励之，以国际贸易吸收他国脂膏；藉国外投资为灭人家国之具。
而国与国之间，计势力之均衡，则相率于军备扩张。
以工商之富维持军备，更以军备之力推广工商。
于是终日计较强弱等差，和战迟速，乃有亟思趁时逞志若德意志者，遂首先发难，而演成欧洲之大战。
……一言以蔽之，则富国强兵之结果也。
夫人生天壤间，各有应得之智识，应为之劳作，应享之福利，而相互之间，无甚富，无甚贫，熙来攘往于一国之内与世界之上，此立国和平中正之政策也。
乃不此之图，以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
国家之声势赫，而于人类本身之价值如何，初不计焉。
……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
谓此乃人类所当竞争，所应祈晌，在十九世纪之末年，或有以此为长策者，今则大梦已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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