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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实际上就是以西方近代的原则进行民族的自我反省。
《中国魂》一书所收其他诸文的取向也是如此。
例如，《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从“理想”
、“风俗”
、“政术”
、“近事”
四方面，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风俗”
又概括有六：“愚昧”
、“为我”
、“好伪”
、“弱怯”
、“无动”
。
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与民族自省的统一性，反映了梁启超理性批判精神之深刻。
在梁启超的“新民说”
中，所谓“民族精神”
、“民族主义”
、“爱国”
、“新民”
，彼此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
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或叫“元气”
，所以不振；国人所以尚属“部民”
而无“国民资格”
，爱国精神隐而不彰，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长期统治的结果。
“现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
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
。
“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靳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
[16]梁启超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有二，即“民族建国问题”
与“参政问题”
，前者是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后者则是反对专制政府，实现国民自由。
他将民族与民主问题统一起来，视之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同样是深刻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既强调因专制君权的压迫，“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
，[17]“爱国当自兴民权始”
，[18]又强调欲行民族主义须从“新民”
始，并谓“然则救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齏粉之”
，甚至倡言“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
，显然，其“新民“说的锋芒主要是直指专制的清政府。
现在我们再看前引1902年他致书乃师言：“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之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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