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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成《墨经校释》，请胡作序；胡成《墨辩新诂》，则请梁批评。
彼此意见相左，复书信往返驳难。
1922年3月，胡适邀梁启超到北京大学哲学社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长篇演讲，后者批评“措辞犀利，极不客气”
；前者随堂听讲，最后答辩，反驳有力而不失风度。
[15]这些已成学界佳话。
同时，二人也相互切磋新诗创作。
例如，梁启超曾致书胡适说：他的一些新诗写得“绝妙，可算‘自由词’”
，但有些诗作若能适当注意用韵，“则更妙矣”
。
自然，“这是个人感觉如此，不知对不对”
。
“我虽不敢说无韵的诗绝对能成立，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
韵固不必拘定什么《佩文斋诗韵》、《词林正韵》等，但取用普通话念去，合腔便好。
句中插韵固然更好，但句末总须有韵……我总盼望新诗在这种形式下发展。”
[16]在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新旧诗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梁、胡却能将之视为学术问题，作心平气和的讨论，二人关系之融洽，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梁启超与胡适在公益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也多所合作与往来。
在共讲社接待杜威、罗素等国外学者中的合作已如上述，他们还在中国科学社、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分别任职，共事与合作。
1924年1月梁启超发起召开“戴东原生日三百年纪念会”
，胡适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以示支持。
在日常生活中，二人过往甚密。
梁启超致书友人说，新撰成《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
。
[17]刘海粟也回忆说，在北京松树胡同徐志摩家，常能同时碰见梁启超与胡适二人。
[18]都说明了这一点。
1928年梁有与胡书说：“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
[19]1929年梁去世，胡适参加追悼会，“也忍不住堕泪了”
。
[20]次日日记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
“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
[21]足见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梁启超与胡适所以能保持交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外，政治上的趋同，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人所共知，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梁启超同样如此。
他说：“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们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
他虽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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