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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俄国革命也表示过好感，但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中，最终仍借口国情特殊论，反对中国行社会主义。
说到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此期的梁启超同样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23]
由此可见，梁启超想借重胡适，打通北大路线，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二者的交谊显然引起了多疑的陈独秀的怀疑，进而加剧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
1921年初胡适致陈独秀书写道：
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
……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
——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
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
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
，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
他才不发表了。
）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24]
这里所谓的“谣言”
，自然是指有关梁启超研究系拉拢胡适的传说。
为了让陈独秀放心，胡适极力表白，有意夸大其词，将梁启超诸人说成是“敌人”
，并将本当肯定的学术驳难，都说成了彼此交恶，势不两立的证明。
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并无多少说服力。
例如，关于白话诗的问题。
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有书致胡适，在约请他撰文批评《清代学术概论》的同时，也说到：“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共议论。
对于公之《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
[25]梁启超是坦诚的，在主动约请批评的同时，也事先打招呼，表示于对方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将愿意有所讨论。
而胡适同样是大度的，如上所述，他干脆请梁去北大做演讲。
至于他能成功说服梁放弃发表批评白话诗的文章，不仅说明了后者通情达理和顾全大局，更说明了二者关系之融洽。
陈独秀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自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第7卷第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
，标志着该杂志及其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起，《青年》编辑部同仁的分裂就成了无可避免。
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RUSSIA汉译本”
。
[26]到胡适写上信之时，胡、陈二人的思想对立已无可调和。
所以，问题不在于“谣言”
，是时研究系实已解体，梁启超也自非搞阴谋之人；而在于陈、胡二人思想主张之严重分歧。
所以，还是钱玄同致鲁迅与周作人信的分析更具尖锐性：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试作三段式曰：研究系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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