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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因此便说天空的翱翔者与巢的建造者，这两个是永不会联合的，这话是对的吗？”
[21]比喻切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泰戈尔渴望东西文化平等对话的殷殷之情却是跃然纸上。
梁启超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来扩充中国固有文化，再以中国文化去助益西方文化，并使二者化合成全新的文化以造福人类，应当说，其文化取向与泰戈尔是相同的。
梁漱溟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世界文化的“中国化”
，有失偏颇，这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受到了时人的批评，但人们又多忽略了这样一点：他不仅主张“承受”
西方文化，而且其世界文化“三种路向”
说，又是以否定“西方中心”
论，肯定文化多元发展为前提的。
欧战后在东西方分别出现了一部都主张多元论的有影响和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文化专著，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却具有象征的意义：“西方中心”
论已告动摇，世界文化对话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文化走向对话，其外烁特征是否定“西方中心”
论，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东西互补。
此一文化观念的变动在战前已露端倪，但它在东西方具有确定的形态和表现出明确的趋向却无疑是在战后。
“西方的没落”
、“欧洲文明的危机”
、“世界化”
、“东方文明的复活”
、“复兴中国文化”
、“中国化”
等等新的语言符号在战后纷纷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衰堕和东方民族文化主体觉醒的产物。
固然，真正实现世界文化对话，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各国人民逐渐学会消除敌意、隔阂，实现和谐相处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对西方民族来说，真正彻底地消除民族优越感和霸权观念，诚恳平等地与东方民族和谐相处，谈何容易！
同样，对东方民族来说，复兴固有文化以助益世界的目标是揭出来了，如何处理古今东西的关系，避免颂古非今和隆东抑西而陷于自我封闭，所面临的误区正多。
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它不能不影响到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1]［法］韦拉里：《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吴宓译，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3-05。
[2]［德］雷赫完：《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吴宓译，载《学衡》，第54期，1926-06。
[3]王光祈：《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载《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11。
[4]［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5]君实译：《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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