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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李大钊等人转而“以俄为师”
，胡适等人却坚持“往西去”
，以美国为师，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裂便成了不可避免。
1919年夏，在李大钊、胡适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
的著名论争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终归分道扬镳。
战后，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固然引人注目，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也同样令时人刮目相看。
所谓“东方文化派”
，并无明确的界定，它是其时持论激进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以泛指欧战后力主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意存调侃与贬斥。
例如，邓中夏说：“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作‘东方文化派’”
。
[2]其主要的代表人有：梁启超、张君劢（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
代表），吴宓、胡先骕、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
代表）等。
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个人情况也多不同，但他们对于战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欧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
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
东方文化派同样主张社会改良，抵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东方文化派各人开出的救治中国的处方不尽相同，如“走孔子的路”
、“以农立国”
、“农村救国论”
等等，但强调从东方文化吸取诗情却是共同的。
东方文化派可以追溯到欧战结束前曾与《新青年》论战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但其势力确然兴起，却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
胡适强调梁启超是书的发表，如同放了一把“野火”
，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而同年底梁漱溟出版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且在短短的3年里再版十余次，产生了长久的影响，都说明东方文化派在其时具有怎样的影响力。
东方文化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自身的必然性：欧战既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
，是应有之义和合乎逻辑的事情。
《申报》记者评论说，东方学者泰戈尔访问欧洲和西方学者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相继访问中国，都分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战后东西文化对流作用之一种表现”
。
[3]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人反省欧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应乎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的产物。
此其一。
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也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
欧战后西方文化破绽百出并出现了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其弊端自然凸显了。
陈嘉异说，主新文化者“一谈及东方文化，几无不举首蹙额直视为粪蛆螂蜣之不若”
；“以国人而自毁其本族之文化若是，此虽受外来学说之影响，而亦国人对于己族文化之真正价值初无深邃之研究与明确之观念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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