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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国”
的分别罢了。
[15]在20世纪，东西文化更当“融铸为一”
。
这显然又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承继性。
因此，他们的深刻的文化见解又难免显得简单化了。
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各领**的格局，这是许多人都感受到了的。
思想激进的人喜欢用“革命文化”
、“彷徨文化”
、“反动文化”
来分别界定这三种文化思潮，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西化派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
尤其强调“在中国占势力而又最反动的，是东方文化派”
。
[16]他们主张在中国新式工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代表劳资阶级思想的前两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向东方文化派进攻。
将东方文化派斥为复古反动思潮的代表，此种见解失之偏激。
东方文化派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与“过激的革命”
，但只是限于学理上的不赞成，尚非在实践上抗拒革命，这与西化派相同；他们不懂得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简单地归之于工业的发展，因之其中的一些人为避免西方社会的弊端而主张“农业立国”
，过分颂扬东方传统的生活方式。
这反映了他们思想狭隘的一面，但与封建复古思想还不能同日而语。
1923年，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分野，是这样分析的：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
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耦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一方）。
三派之中，前二派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派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和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的非革命的主张到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人合作。
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一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党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人合作，成功一个大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17]
这就是说，进步党与研究系出身的梁启超以及属于东方文化派的知识分子，与胡适、丁文江等西化派知识分子等，同属于“一个大的民主派”
，都是其时的革命同盟者。
这才是清醒的判断。
至于他们不同的文化主张，也应当作如是观。
18世纪末，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并完成了向近代社会转换的西方，曾出现过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并存的局面，它们在同一思想层面上运作，同为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
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已完成了向近代的过渡，从严格意义上讲，封建的思想观念虽仍浓重地存在着，但能成气候的封建复古思潮实成绝响。
陈嘉异说：“余所谓‘东方文化’一语，其内涵之意义，决非仅如所谓‘国故’之陈腐干枯。
精密言之，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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