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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梁漱溟也说：“我观察西方化有两样特长（指‘科学的方法’与‘人的个性伸展’——引者）……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许，所以我的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
。
[19]可见，东方文化派虽重传统，却与封建顽固派不同，实为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战后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所分别代表的三种文化思潮，其实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三者都是主张发展新文化，只是因对世界潮流感悟不同，具体的取向各异而已。
不过，要正确理解东方文化派的历史合理性，还有必要分析上述三派对战后世界潮流变动的不同感悟所形成的时代张力。
因中西方的时代落差，西化派虽存在民族虚无主义的非理性倾向，其主张对于抨击封建旧势力，促进国人迎受西方文化所起的作用仍不容低估。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将西化派视为反封建的同盟者的根据。
但是西化派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复无视中国文化的独立价值，说明它对战后世界历史变动的两大潮流，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文化的对话，均无所容心。
这样，西化派所代表的文化思潮便因缺乏时代新意，道路越走越窄，20世纪30年代后一些人径直走入全盘西化的死胡同，就反映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他们把握了世界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脉搏，因而展现了全新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前进的主潮，是无可疑义的。
同时，就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充分吸收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而言，肯定世界文化平等对话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的应有之义。
但是，“应有之义”
是一回事，是否体认到“应有之义”
，则又是一回事。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李大钊等人转向政治斗争，无暇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
瞿秋白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远未成熟，他们强调文化本无东西之分，只有先进的工业国文化与落后的手工业国文化之差异，这与胡适等人强调中西文化差别只是手拉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差别，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说明其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后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尚缺乏应有的感悟。
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一样不赞成俄国式的“过激革命”
，抵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说明它于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肇端无所心得，这不能不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东方文化派中不少人津津乐道“农业立国”
而贬抑工业社会，就反映了这一点。
但它对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的涌动，却十分敏感，如上所述，它鲜明地揭出了复兴中国文化裨益世界的宗旨，由是它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特色、独立价值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融合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并与西化派展开论争，为国人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
近代的一位学者评论说，东方文化派批判了风行一时的醉心欧化倾向，第一次为国人恢复对固有文化的信心找到了新的基点。
他写道：“（这场文化论争）其主要争点是中国究竟应否抛开了自己根本的精神而迷信西洋文化的‘德’、‘赛’两先生，其历史上的意义是唯心论的重新抬头，东方文化论者得到了一个新的立场。”
“西洋文化本身的缺陷，经东方文化论者指出以后，我们必有更深切的认识。
将来就是西洋文化论者占了优势，思想界也必不能不受这次东方文化论调的影响，因而对西洋文化不会有完全盲从的病态。
这一点的转变，实在是很要紧的。”
[20]这是平心之论。
[1]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02-25。
[2]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王光祈：《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载《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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