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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
’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
二是大量使用了生命哲学的概念术语。
例如，“本能”
、“冲动”
、“知识理性的冲动”
、“自然的纯感情的冲动”
、“超物质的精神冲动”
、“机械的状况”
，等等。
至于他说：“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
；“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则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
，[32]等等，这与柏格森、倭铿强调：“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本体也。
物质由精神驱遣也”
；[33]以及梁启超所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
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
[34]其语气、口吻，岂非如出一辙！
陈独秀、蔡元培在宗教与情感认知上与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契合，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早期偏于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弱化，也集中说明了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多有相通。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能不钦佩梁漱溟目光之敏锐了。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既批评陈独秀先前的思想“与西方十八九世纪思想一般无二”
，同时又指出，不论自觉与否，陈独秀新近承认西方现代思想的变动，并重新肯定了宗教与情感的重要性，毕竟表明他的思想又存在着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趋同可喜的一面：“在这篇文章（指《基督教与中国人》）中很见出他觉悟了人生行为的源泉所在，与西洋人近来的觉悟一样。”
[35]
其三，中西文化观的异趋。
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始终如影相随。
究其原因，端在存在时代落差的中西方社会，彼此却又都面临着自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故时人的中西文化观，不免见智见仁，呈现多元的态势。
梁启超诸人强调欧战暴露出的西方文化的弱点，主张文化保守主义；陈独秀诸人强调中国文化积重难返，主张激进主义。
实则，后者何尝没有注意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只是因为他们坚信中国物质文明过于落后了，西人的反省不适于中国，故坚持矫枉必须过正。
这就是何以陈独秀虽然肯定了上述梁漱溟关于情感的观点“这话极有道理”
，却又立即补充说“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
[36]的原因了。
但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又非铁板一块，与陈独秀、胡适诸人相较，蔡元培、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明显异趋，而这恰恰又是与他们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认知差异紧密相关的。
蔡元培将《青年杂志》引进北京大学，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是其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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