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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蔡元培并不认同陈独秀、胡适诸人简单否定中国文化和一味赞美西方文化的做法。
他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长，主张“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
；[37]他所以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理由乃在于坚信借助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终将后来居上。
这些实际上更接近于梁启超诸人观点的思想主张，既与他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
的理念有关，同时，更与他重视并充分理解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分不开。
欧战后，杜亚泉、梁启超诸人多主张要重视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不宜盲目效法西方，这自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陈独秀诸人却嗤之以鼻，以为谣言惑众。
陈独秀两次撰文质问杜亚泉及《东方杂志》：“盖自欧战以来，科学，社会，政治，无一不有突飞之进步；乃谓为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此非梦呓而何？”
[38]瞿秋白则斥之为沉渣泛起，无非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胡适认为所谓柏格森等人对西方文化的反省，无非是发几句牢骚，好似富人吃厌了鱼肉，想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而已。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无非是在传播西方玄学鬼诬蔑科学的“谣言”
。
[39]足见，他们未能正视欧战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点和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崛起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蔡元培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东西文化结合》的演讲，他对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观感，却与陈、瞿、胡截然相反。
演讲中，蔡元培在谈到了文化融合的意义与近百年来包括中国在内，东方各国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历史之后，着重指出：西方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深受阿拉伯和中国的影响，在近代也仍不乏其例。
而欧战后，包括柏格森、倭铿、罗素、杜威在内，有识之士反省现代性，并要求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优长，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他说：“尤（其）是此次大战以后，一般思想界，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对于显微境下专注分析而忘却综合的习惯，对于极端崇拜金钱、崇拜势力的生活观，均深感为不满足。
欲更进一步，求一较为美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尚不可得。
因而推想彼等所未发现的东方文化，或者有可以应此要求的希望。
所以对于东方文化的了解，非常热心。”
蔡元培认为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崛起，并非仅是少数几个人发发牢骚而已，而是体现了西方现代思潮的重要变动，故国人关注它，并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就不能简单斥为是“傲慢心”
作祟，而当视为一种新的自觉。
所以，他在演讲中最后满怀信心地说：“照这各方面看起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
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
[40]
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与蔡元培相仿，但更显系统，并有更多的理论思考；同时，其染上反省现代性的思想印记，也愈加明显。
与陈独秀、胡适诸人隆西抑中，一味否定中国文化不同，李大钊明确主张中西文化调和。
他说：中西文化因地理及历史的缘故，形成了“主静”
、“主动”
各自特色的两大区域性文化，二者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两大文化所体现的“静的与动的”
精神，“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
[41]学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本文无意重复；不过，需要指出两点：
（一）李大钊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源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西方反省现代性的锋芒所向，重要一点，就是批评理性主义摧毁了传统。
柏格森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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