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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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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前后，名哲联袂应邀来华讲学，得益于新文化运动营造的追求新知和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
蔡元培说：“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表（价）去欢迎他。”
[1]这在有识之士中，已为共识。
但究其缘起，又无一不是出于社会各团体的联合推动，共襄盛举。
所以，他们是其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
不过，此举毕竟又与梁启超和由他牵头发起的讲学社，关系最为密切。
聘请杜威的团体，包括北京大学、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浙江与江苏两省教育会及南北高师等多个单位。
其中，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的负责人都是梁启超。
后杜威续聘一年，更转由讲学社出面。
孟禄虽然是由“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
出面聘请，梁启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
至于罗素等其他三位，更径直皆由讲学社聘请。
所以，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此期名哲来华讲学的盛举，主要是由讲学社主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
，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
，且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
。
虽然不能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
，但由梁启超出面邀请接待，终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
。
[2]这似是而非。
实际上，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同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3]依陶菊隐的说法，此时的梁非但不是“悲凉”
、“守旧复古”
，相反，抱“雄心壮志”
，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
他的理想是将“整理国学”
与“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
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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