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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建立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国际驰名学者一位来华讲学。
[4]足见，发起成立讲学社，延名哲讲学，乃是梁积极推进新文化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他在谈到讲学社宗旨时，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
“今日只要把种种的学说，无限制输入，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
我们个人做学问，固然应该各尊所信，不可苟同；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欢迎，都要输入。
这就是我们讲学社的宗旨。”
[5]不应低估了梁启超，他给讲学社的定位，是引进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系党派之私的狭隘门户。
讲学社的缘起及其运作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聘请名哲讲学，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人脉资源。
二者决定了跨团体、跨区域，学界、思想界大家合作的必然性。
杜威抵达后，哥伦比亚大学才通知胡适，同意杜休假一年，但不带薪。
这意味着原定预算出现严重缺口。
胡适一时措手不及，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
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
，并帮助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形成所谓“北京方面共认杜威”
的模式，[6]即社会团体联合承办。
这对此后的延请，显然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
后徐新六与傅铜都给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徐以为，“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
，这不仅在京有益，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重教育界的人士。
傅的意见更显开阔，他说：“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
学校固可，报馆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与团体如张四先生，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亦可。
昨与教育次长谈及，教育部亦可略为担任。
宜急印一公启，分寄各处。”
他把聘请外国名哲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不无道理；同时，不仅将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工商界，而且不拒绝官方参与。
更重要的是，他还提议，筹款有余，可续聘他人；若有望增多，不妨立诸如“国外名哲聘请团”
的名义，作长久计，年年延聘。
这类似今天设立基金会的创意，又将民间社团合作承担的构想，大大推进了一步。
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最终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
1920年9月5日，他致书张东荪说：“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讲学社设董事会，组成人员除三个发起人外，还包括范源濂、张謇、张元济及高师、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等各界名流多人。
讲学社设于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由蒋百里任总干事。
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
需要指出的是，讲学社得以成立，梁启超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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